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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經濟學經典案例（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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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于 2014-09-02 20:41
樓主
第七章 如果市場對某幾種產品的需求相互影響，可能出現什么情況呢？其中一種情形就是，導致一種產品價格發生變化的因素，將同時影響對另一種產品的需求。舉例而言，在70年代，美國的汽油價格上升，這一變化馬上對小型汽車的需求產生了影響。 回顧20世紀70年代，美國市場的汽油價格兩次上升，第一次發生在1973年，當時石油輸出國組織切斷了對美國的石油輸出；第二次是在1979年，由于伊朗國王被推翻而導致該國石油供應癱瘓。經過這兩件事件，美國的汽油價格從1973年的每加侖1.27美元猛增至1981年的每加侖1.40美元。作為“輪子上的國家”，石油價格急劇上升當然不是一件小事，美國人面臨一個嚴峻的節省汽油的問題。 既然公司和住宅的距離不可能縮短，人們只好繼續奔波于兩地之間。美國司機找到的解決辦法之一就是他們需要放棄自己的舊車、購置新車的時候，選擇較小型的汽車，這樣每加侖汽油就可以多跑一段距離。 分析家們根據汽車的大小來分類確定其銷售額。就在第一次汽油價格上升之后，每年大約出售250萬輛大型汽車、280萬輛中型汽車以及230萬輛小型汽車。到了1985年，這三種汽車的銷售比例出現明顯變化，當年售出150萬輛大型汽車，220萬輛中型汽車以及370萬輛小型汽車。由此可見，大型汽車的銷售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迅速下降；反過來，小型汽車的銷售卻持續攀升，只有中型汽車勉強維持了原有水平。 對于任何產品的需求曲線均假設其互補產品的價格保持不變。以汽車為例，它的互補產品之一就是汽油。汽油價格上升導致小型汽車的需求曲線向右移動，與此同時大型汽車的需求曲線向左移動。 造成這種變化理由是顯而易見的。假設你每年需要駕駛15000英里，每加侖汽油可供一輛大型汽車行駛15英里，如果是一輛小型汽車就可以行駛30英里。這就是說如果你堅持選擇大型汽車，每年你必須購買1000加侖汽油，如果你滿足于小型汽車，你只需購買一半的汽油，也就是500加侖就夠了，當汽油價格處于1981年的最高點，即每加侖1.40美元的時候，選擇小型汽車意味著每年可以節省700美元。即便你曾經是大型汽車的擁護者，在這種情況下，在每年700美元的數字面前，難道你就不覺得有必要重新考慮一下小型汽車的好處嗎？ ——資料來源《經濟學》小品和案例美國/斯蒂格利茨 案例2：帕累托最優標準——滿意即最優 帕累托是29世紀初的意大利經濟學家，他是新福利經濟學家代表人物。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帕累托最優”是現代經濟學中的一個重要概念，也是經濟學的一個美好的理想境界。 這一命題是判斷福利優劣的新標準，其含義是：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條件下，如果某一經濟變動改善了一些人的狀況，同時又不使一些人蒙受損失，這個變動就增進了社會福利，稱為帕累托改進；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條件下，如果不減少一些人的經濟福利，就不能改善另一些人的經濟福利，就標志著社會經濟福利達到了最大化的狀態，實現了帕累托最優狀態。 這個概念非常的費解，讓我舉一個例子來說明。假如原來甲有一個蘋果，乙有一個梨，他們是否就是帕累托最優呢？取決于甲乙二人對蘋果和梨的喜歡程度，如果甲喜歡蘋果大于梨；乙喜歡梨大于蘋果，這樣就已經達到了最滿意的結果，也就已經是“帕累托最優”了。如果是甲喜歡梨大于蘋果；乙喜歡蘋果大于梨，甲乙之間可以進行交換，交換后的甲乙的效用都有所增加，這就是帕累托改進。我國經濟學盛洪在他著的《滿意即最佳》里說過一句話，“一個簡單的標準就是，看這項交易是否雙方同意，雙方是否對交易結果感到滿意。”而真是誰也不愿意改變的狀態，就已經是“帕累托最優”了。 我們通俗地講“帕累托改進”是在不損害他人福利的前提下進一步改善自己福利，用老百姓的俗話說就是“利己不能損人”。同樣，只有在不損害生產者和經營者權利的前提下維護消費者的權益，才能在市場經濟的各個主體之間達到“帕累托最優”的均衡狀態。 市場經濟有兩個最本質的特征，其一是提高資源配置效率；其二是實現充分競爭。所謂的帕累托最優，通俗的解釋就是在資源配置過程中，經濟活動的各個方面，不但沒有任何一方受到損害，而且社會福利要盡可能實現最大化，社會發展要達到最佳狀態。西方經濟學中的帕累托最優，實際上就是要求不斷提高資源的配置效率。 帕累托最優條件——埃奇沃思方框圖揭示的原理 埃奇沃思方框圖有廣泛的用途，它表明當可用于兩種經濟活動的商品或投入要素總量既定時，兩種活動之間的相互影響。我們假定：有兩種商品，食品和藥品；兩個消費者，甲和已。如果把埃奇沃思方框圖用于生產也是一樣，兩個生產部門甲和已；兩種生產要素，資本和勞動。兩個所有者和兩個生產者所擁有的食品與藥品，資本與勞動的總量是一定的，方框圖中的各點表示兩種商品（或要素）的總供給量在兩個消費者（或生產者）之間的配置狀態。埃奇沃思方框圖可用來分析消費問題、交換問題和生產問題，也可以綜合地分析生產和交換問題。 為了進一步說明埃奇沃思方框圖揭示的原理，我們還假定兩個消費者甲和已，是航海中遇難的水手，他們遇難后登上一個荒島，甲帶著食品，已帶著藥品；甲和已都有藥品和食品的需求，如何交換才能使他們二人的境況盡可能的好，使他們得到滿足的最大化，用經濟學的理論說是，兩個人的食品與藥品的邊際替代率相等，在這一點上是兩個人的滿足程度是一樣的。實現資源配置的最佳效率，就實現了帕累托最優。兩種生產要素，資本和勞動。在兩個部門之間的配置原理也是一樣的道理。 交易與產生的帕累托最優是指同時達到了生產要素在商品生產之中的最優配置和商品在消費者之間的最優配置。換句話說是兩個生產者生產兩種商品之間的邊際轉化率，等于這兩種商品之間的邊際替代率，以使商品在消費者之間與生產要素之間同時實現了最優的配置。 如果用通俗的話講：社會上有兩個人，生產者和消費者。在消費者追求自己效用而生產者追求利潤的前提下，一定有一套價格體系能使社會資源達到最有效的狀態。從圖形上看，這等于是說，在兩個彼此相近的氣球之間，一定會有一點相切；通過切點的平面剛好把這兩個氣球割開，而這個平面的傾斜度就反映生產者和消費者之間交易的價格。而且，當這個價格出現時，消費者和生產者都是達到了好的不能再好的狀態。 案例3：白天與黑夜對盲人是一樣的 牧師、心理學家三人決定去打高爾夫球。在他們前邊，是兩位打得非常緩慢的人。打到第八洞時，他們因實在受不了開始大聲的抱怨。牧師說；“圣母呀，我祈禱，他們下次再來打球前應該好好練習練習。”心理學家說：“我敢發誓，肯定有人喜歡打慢球。”經濟學家說：“我真沒有想到打高爾夫球花這么長的時間。”在打到第九洞時，心理學家忍受不了這樣的節奏，就走向那兩位緩慢者的球童，要求讓他們這些后來者先打。球童說可以，并解釋說他們二位是雙目失明的退休消防隊員，所以球打的很慢；他們都是因為在大火中救人而致盲的，所以希望三位不要再提高嗓門抱怨了。牧師聽罷深感慚愧地說：“我身為神職人員，可我居然一直在詛咒盲人球打得慢。”心理學家亦感到慚愧：“我是一位職業為人排憂解難的人，可我一致在抱怨需要幫助的盲人的球打得慢。”經濟學家見狀表情凝重地對球童說：“聽仔細了，下次讓他們晚上來打球。” 白天與黑夜對盲人是一樣的，經濟學家的的話形象的揭示了帕累托最優的含義，你能理解嗎 案例4：一個帥小伙的難題 一日我在車上收聽交通臺的娛樂節目，在節目的最后，主持人給聽眾留下一個沒有答案故事，要求聽眾解答。故事說的是一個帥小伙開車到某偏僻的地方，（這個地方出租車很少）遇上了想搭車人，一位是救過他命的醫生（醫生會開車）；一位是一位漂亮的姑娘；還有一個人背著一個病人急需去醫院看病。他的車只能座四個人，主持人留下問題是：這個帥小伙他如何作才能使幾方面都滿意呢？ 按照帕累托最優的理論，我給的答案是：帥小伙把車交給醫生開，讓醫生把病人送到醫院，他和那位漂亮的姑娘在慢慢地等出租車。這種方案是不是使幾方面都得到了滿意？ 案例5：發生在空中的帕累托改良 航空公司總是希望航班上座率越高越好，然而他們也知道總有一小部分訂了機票的旅客臨時取消旅行計劃。這就使他們開始嘗試超額售票術，就是在一個合理估計的基礎上，讓售票數量稍大于航班實際座位數。不過，有時確實可能出現所有旅客都不打算改變行程，要按期出發的情形，航空公司必須決定究竟取消誰的座位才好。這里列舉幾種可能的決定方法。 在60年代，航空公司只是簡單取消最后到達機場的乘客的座位，安排他們換乘后面的航班，而那些倒霉的乘客也不會因行程被迫改變而獲得任何額外補償。結果確認座位的過程演變成讓人血壓驟升的緊張時刻。為了避免這種情況，第二種選擇可能是由政府出面明令禁止超額售票術。但是這樣一來，飛機可能被迫帶著空座位飛行，而外面其實還有急于出發的旅客愿意購買這些機票。結果航空公司和買不到票的旅客都受到損失。1968年，美國經濟學家尤利安?西蒙提出了第三種方案。西蒙這樣寫道：“辦法非常簡單，超額售票術需要改進之處就是航空公司在售票的同時交給顧客一個信封和一份投標書，讓顧客填寫他們可以接受的延期飛行的最低賠償金額。一旦飛機出現超載，公司可以選擇其中數目最低者按數給予現金補償，并優先售給下一班飛機的機票。各方受益，沒有任何人受到損害。” 實際上，目前航空公司采用的超額售票術同西蒙的方案非常接近，區別在于通常干脆以免費機票現金補償（有時提供相當數量的機票折扣）。人們遠比估計的更加愿意接受這種安排。航空公司從中受益，因為他們可以繼續超額售票，有助于實現航班滿員飛行。事實上，免費機票本身可能屬于根本賣不出去的部分，航空公司提供免費機票的邊際成本接近于零。這是一個發生的真實世界的帕累托改良。其中牽涉的各方均受益，至少不會受到損失。 ——資料來源《經濟學》小品和案例美國/斯蒂格利茨 案例6：阿羅不可能定理——少數服從多數原則的局限性 在我們的心目中，選舉的意義恐怕就在于大家根據多數票原則，通過投票推舉出最受我們愛戴或信賴的人。然而，通過選舉能否達到這個目的呢？197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美國經濟學家阿羅采用數學中的公理化方法，于1951年深入研究了這個問題，并得出在大多數情況下是否定的結論，那就是鼎鼎大名的“阿羅不可能定理。阿羅不可能定理是指在一般情況下，要從已知的各種個人偏好順序中推導出統一的社會偏好順序是不可能的。我們對此加以證明。 假定有張三，李四，王五三個人，他們為自己最喜歡的明星發生了爭執，他們在劉德華、張學友、郭富城三人誰更受觀眾歡迎的問題上爭執不下，張三排的順序是劉德華、張學友、郭富城。李四排的順序是張學友、郭富城、劉德華。王五排的順序是郭富城、劉德華、張學友。到底誰更受歡迎呢？沒有一個大家都認可的結果。如果規定每人只投一票，三個明星將各得一票，無法分出勝負，如果將改為對每兩個明星都采取三人投票然后依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決定次序，結果又會怎樣呢？ 首先看對劉德華和張學友的評價，由于張三和王五都把劉德華放在張學友的前邊，二人都會選擇劉德華而放棄張學友，只有李四認為張學有的魅力大于劉德華，依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第一輪劉德華以二比一勝出；再看對張學有和郭富城的評價，張三和李四都認為應把張學有放在郭富城的前邊，只有王五一人投郭富城的票。在第二輪角逐中，自然是張學有勝出；接著再來看對劉德華和郭富城的評價，李四和王五都認為還是郭富城更棒，只有張三認為應該把劉德華放在前邊，第三輪當然是郭富城獲勝。 通過這三輪投票，我們發現對劉德華的評價大于張學有，對張學有的評價大于郭富城，而對郭富城的評價又大于劉德華，很明顯我們陷入了一個循環的境地。這就是“投票悖論”也就說不管采用何種游戲規則，都無法通過投票得出符合游戲規則的結果。如果世界上僅限于選明星的事情就好辦多了，問題在于一些關系到國家命運的事情的決定上，也往往會出現上述的“投票悖論”問題。對此很多人進行了探討，但都沒有拿出更有說服力的辦法。 在所有人為尋找“最優公共選擇原則”奔忙而無獲的時候，美國經濟學家阿羅經過苦心研究，在1951年出版的《社會選擇與個人價值》提出他的不可能定理。并為此獲得了197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阿羅不可能定理的意思是，“只要給出幾個選擇者都必然會接受的前提條件，在這些前提條件的規定下，人們在一般或普遍意義上不可能找到一套規則（或程序）在個人選擇順序基礎上推導出來”。由此進一步推出，在一般或普遍意義上，無法找到能保證所有選擇者福利只會增加不會受損的社會狀態。 阿羅所說的幾個選擇者必然接受的條件是：廣泛性。至少有三個或三個以上的被選方案，以供選擇者選擇；一致性。既一定的社會選擇順序以一定的個人選擇為基礎，但必須符合公眾的一致偏好；獨立性。不相關的方案具有獨立性；獨立主權原則。對備選方案的選擇和確定，應由公民完全依據個人的喜好而定，不能由社會強加；非獨裁性。不能讓每一個人的喜好決定整個社會對備選方案的排序順序，應堅持自由和民主的原則。 阿羅認為上述五個相互獨立的條件每一個都是必要的，但是要構造能同時滿足這些條件的社會福利函數是不可能的。導致不可能的原因在于1—5個條件之間存在相互矛盾，因此不可能達到完全一致。他從中得出了一個似乎不可思議的結論：沒有任何解決辦法能夠擺脫“投票悖論”的陰影，在從個人偏好過渡到社會偏好時，能使社會偏好得到滿足，又能代表廣泛的個人偏好這樣一種排序方法，只有強制與獨裁。這樣尋找合理的社會選擇機制的努力就幾乎陷入了困境。 阿羅不可能定理，打破了一些被人們認為是真理的觀點，也讓我們對公共選擇和民主制度有了新的認識。因為我們所推崇的“少數服從多數”的社會選擇方式不能滿足“阿羅五個條件”如市場存在著失靈一樣，對公共選擇原則也會導致民主的失效。因此多數票原則的合理性是有限度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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