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大學 - 話題

斯圖亞特霍爾,是英國文化研究學派的代表人物,是大眾傳播研究領域里程碑式的人物.
1964年,理查德霍葛特在伯明翰大學創立了當代文化研究中心.斯圖亞特霍爾是第二任主任.在他的領導下,當代文化研究中心發展成為國際學界最負盛名的文化研究機構,并且形成了著名的伯明翰學派.
斯圖亞特霍爾的主要成就有:其編碼/解碼模式打開了受眾研究之門;在他洞察了文化研究中的文化主義范式和結構主義范式后,綜合兩者長處,開啟了文化研究中的"文化霸權"的研究.
我們首先來談談斯圖亞特霍爾研究的理論來源.

1.結構馬克思主義者阿爾都塞的意識形態理論.
阿爾都塞在<意識形態與意識形態國家機器>中指出,意識形態總是通過意識形態國家機器表現出來.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為個體在這架機器中提供了一個位置,喚出個體并賦予他一個名稱,然后提供給個人一種撫慰性的幻景.其目的是為了確保統治階級在意識形態中的主導地位.斯圖亞特霍爾贊同阿爾都塞關于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的敘述,也認為大眾媒介,教育系統主要通過意識形態產生作用.霍爾賦予大眾媒介很高的地位,認為它形成了當代資本主義的主要意識形態制度.媒介構建了"自然幻覺",讓人以為它在反映現實.
霍爾批判性的吸收了阿爾都塞的主體構建理論:所有的意識形態都具有將具體的個人構成主體的功能,所有的意識形態都對具體個人能否作為具體的主體提出贊成或質詢.同時阿爾都塞提出意識形態無意識理論.他認為,意識形態對于人的控制是隱蔽的,被內化了的,作為主體的個體不能意識到它的存在和效果,意識形態是無意識的.意識形態從外部構筑我們的"本質"自我,我們依賴于教育我們的語言和意識形態來看待自己的社會身份,我們對自身的看法不是由我們自己產生的,而是由文化賦予的.因而我們是文化的"主體",但卻不是它的創造者.
霍爾認為阿爾都塞的這一理論太武斷了,他用結構主義的觀點否定了人的主體地位,個體被意識形態強行的構建為主體.霍爾認為這具有濃厚的決定論的色彩,他認為阿爾都塞忽視了意識形態與社會實踐之間的關系,忽視了兩者必然的辨證關系.在霍爾認為,意識形態包括實踐意識形態和推論意識形態.實踐意識形態是主體在參與有意義的組織活動時所獲取的理所應當的認識,推論意識是主體對具體行為進行解釋的能力.推論意識反映了主體的能動性,它包括了對意識形態和文化關系的更為廣泛的了解,它承認意義體系并非是"自然形成"的,主體對現實存在具有推論式的洞察力,主體不同程度地擁有實踐意識和推論意識.
同時霍爾也批判了阿爾都塞的功能主義.霍爾認為,阿爾都塞將意識形態等同于市民社會的形式內容,就必然不可能對統治的意義結構進行批判,也無法解釋社會抗爭和多元意見的社會現象.
由此可見,霍爾的理論是批判的繼承了阿爾都塞的意識形態理論.

2.葛萊西的霸權理論
葛萊西最杰出的理論貢獻就是他的文化霸權理論.他認為,文化霸權并不僅僅是一種簡單的,赤裸裸的壓迫和支配的關系.霸權的獲取,當然不排除意識形態的壓抑,但是霸權的形成更主要的需要依賴被統治者的贊同,依賴某種一致的輿論和意見的形成,而這總是一個過程和斗爭的結果.霸權概念指出,統治集團的支配權并不是通過排除其對立面,而是通過將對立一方的利益接納到自身來維系的.
霍爾將阿爾都塞的意識形態理論和葛萊西的霸權理論聯系起來,認為霸權就是制造出來的贊同.他認為,在資本主義國家和資本主義意識形態國家機器之間,存在著一種微妙的結構關系,它能使傳媒保持某種獨立,又能遵守占支配地位的文化規則.傳媒必須在普遍的范圍內或者"大家都贊同"的一致輿論的框架中生存下來.它使自己適應于這樣一種一致的輿論,同時又試圖形成這樣一種輿論,傳媒成了生產"普遍贊同"的一個組成部分.
霍爾在<監控危機>中用葛萊西的霸權理論著重分析道德恐慌這一社會問題.

霍爾的成就

一.編碼/解碼模式
霍爾的傳播思想著重體現在他的著名的編碼/解碼模式以及他對主導意識形態的論述中.他的特殊貢獻主要在于他將意識形態編碼的文化形式和受眾的解碼戰略聯系了起來.
霍爾的著名論文<電視話語的編碼與解碼>打破了傳統的傳播研究模式,代表著伯明翰學派在媒介研究方面的最高成就.
霍爾在這個模式中,運用了符號學,結構主義和葛萊西的霸權理論進行分析研究.并且借用了馬克思主義術語:生產,流通,使用,再生產來描繪電視話語的生產流通;利用了索緒爾對語言符號由"能指"和"所指"組成的主張,由此說明意義是不穩定的,它依賴于在話語形式中的構聯;還吸收了羅蘭巴特的語言學思想,認為意義由外延和內涵兩個層面組成.
霍爾認為,信息編碼環節完成以后,這些編了碼的內容就開始進入了流通環節,而且這些編碼信息一經傳送,編碼者就對其失去了控制權.而社會是不同質的,由很多不同的團體和利益所組成.電視觀眾不是單一的沒有區別的群體,而是社會團體的混合物.每個團體都會按照自己不同的方式將自己同主導意識形態的形式和意義聯系起來.因此,生產和接受之間必然缺乏一致性,在這個過程中會對信息產生誤讀甚至曲解.
而且霍爾認為,盡管有些符碼早已經被深深的"自然化"了,似乎在語意上不會出現誤讀,但是電視觀眾對電視話語的多種讀解還包括了更深層次的社會,文化,歷史的原因.
霍爾認為,生產者不能任意將主導意義加入信息中.如果這個意義受到大多數團體的偏好,那么它的主導位置就可以得到確立.然而它還可能受到各方面的抵抗.
根據這個意義,霍爾將電視觀眾的讀解分為三類:主導--霸權讀解或稱偏好讀解,協商讀解以及對抗讀解.霍爾認為,主導--霸權讀解,表明解碼和編碼之間存在著意義的一致性,這種形式在理論上可能存在,在實際中卻不大可能發生.最多情況是協商式讀解.霍爾用罷工者對罷工報道的態度為例進行了說明.協商式讀解承認主導意義但仍然聲稱在特定領域可以在主導意義之外運作.而對抗式讀解則是觀眾在另一個參照框架中將信息賦予了新的意義,這樣對編碼者來說,這些觀眾的讀解就和他們的初衷背道而馳,走到主導意義的反面了.
霍爾同時認為,這三種形式絕對不是分離的,它們之間是相互連接的,刻度的滑動就是編碼者同解碼者之間的話語斗爭----信息結構的多義性使得在任何時候的讀解都是主導意義和臣屬意義之間的政治斗爭.

編碼/解碼模式的意義:
霍爾的傳播理論給我們最大的啟示就是恢復了受眾在傳播中的本原位置.最初的傳播學研究多遵循實用主義和功用主義,力圖了解受眾控制受眾,注重傳播效果.傳統的媒介研究運用的是"主體--客體"思維模式,將傳者作為傳播過程中的主體,將受眾作為客體,傳播過程就是主體作用于他者的活動過程.受眾被直接或間接的對象化進而物化.這些模式將傳播視為直線傳播,發送者和接受者之間只是一條單向直線.而霍爾認為,盡管編碼和讀解信息是確定的環節,但是仍然會產生不確定的結果.傳播學研究的不應該是主客對立意義上的單一主體,而是一種主體間性,應當堅持主體間存在的差異性和多元性,也要強調交往.
霍爾認識到了受眾的重要性,打開了受眾研究之門.
缺陷:
解碼/編碼模式過于專注于文本研究.他的讀解模式雖然破除了觀眾被動性的觀念,但是這些模式的運用仍趨向于構建受眾,文本力量高于讀者的觀念仍然處于主導地位.而且這個模式并沒有試圖去證明電視話語的主導意識形態編碼是如何和社會結構發生聯系的,夸大了意識形態的力量,沒有從實質性的政治經濟視角研究大眾傳媒,忽視了由國家和經濟提供的更為廣泛的結構關系.受阿爾都塞的影響,霍爾把大眾傳媒當做自治的意識形態機器,從而很少評價經濟和國家在文化生產中的重大作用.
同時霍爾對話語過于重視,反而忽視了物質構造和符號形式間的明確關系,也忽視了研究制度結構和報紙內容之間的連續的關系,從而將真實和符號間的關系夸大了.對符號學的過于關注也阻礙了他對媒介民主化的分析.

二.<文化研究:兩種范式>
在<文化研究:兩種范式>中,霍爾將文化研究進行了梳理,得出了主要的兩種范式:文化主義范式和結構主義范式.
霍爾認為以威廉姆斯為代表的文化主義范式過于強調文本分析和對個體經驗的研究,高古了人的創造性和能動性,賦予了"經驗"在文化研究中的權威性地位.
霍爾肯定了結構主義在這些方面的強調:決定性條件,"抽象"與"整體"的概念,"經驗"去中心化.但是霍爾也指出,正是由于結構主義太強點所謂"結構整體"和這種整體的決定作用,犧牲了"過程"和具體經驗的復雜性,犧牲了人的主觀能動性.
霍爾主張將文化主義和結構主義的有利因素結構起來,以更換的進行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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