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證券報》日前引述教育部、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等公布的數據顯示,2016年全國高校畢業生將超過770萬,比2015年增加21萬多人,繼續創下畢業生人數新高,但與此同時,“近年來我國經濟增速的放緩使得經濟增長對就業的拉動效應有所減弱,進一步加大了大學畢業生的就業壓力”。
這種宏觀經濟上的推測絕非曲高和寡,好幾份對畢業生就業情況的調查報告也有類似的結論。智聯招聘不久前發布的《2015大學生就業力診斷報告》就指出,由于一線城市畢業生市場的“廝殺”過于慘烈,“六成大學畢業生首選二線城市就業”——上一代中西部農村年輕人,通過讀大學到一線城市就業定居,以實現社會向上流動的那條路徑,到了當下這一代人,早已走不通了。
如果流向二線城市成為一個主流,不難預測,不同的經濟圈在這場格局大變化中,會有不同的遭遇。在中國的三大經濟圈中,有一些經濟圈實際上并無實質上的“二線城市”可供選擇,例如環渤海經濟圈;比較健康的是長三角與珠三角,這兩個經濟圈都有收入水平和生活質量并不遜色于圈內一線城市的大批二線城市。相對而言,珠三角的經濟模式較適宜靈活轉型,因此在此番經濟下行的背景之下,其二線城市對人才的吸引力可能更勝一籌。本月28日,2016年廣東省高校畢業生就業創業工作會議在廣州舉行,廣東省教育廳官員透露,估計今年會有超過80萬高校畢業生赴粵求職,超過全國高校畢業生一成以上。毋須多言,與以往不是跑廣州便是走深圳不同,用廣東人的話講,這次很多人會“下四鄉”——珠三角二線城市的實業部門,無疑將能斬獲更多“精兵良將”。
通過分析高校畢業生的就業地選擇,不難看到求職難問題帶來的沖擊,很可能對于經濟規劃者而言,會產生兩類倒逼壓力。首先,區域經濟的規劃必須重視均衡性。像環渤海經濟圈這種內部發展長期不均衡的區域,一旦遇到經濟下行,優質的人力資源無周邊二線城市可“退守”,就只能“撤出”。這與產業分布和經濟發展層級較為均衡的經濟圈不同,后者有如同海綿一樣具吸納力的腹地,人才可進可退。長遠而言,誰能更讓人有長居久安之感,誰就是人才扎根之地。其次,高端服務業對于就業市場而言難免會大起大落。毋須違言,大部分畢業生希望進入諸如金經商管這些行業,當中有不少還長期沉醉于虛擬經濟中無以自拔,一遇經濟下行或者金融動蕩,就馬上大裁員,把就業壓力扔回給社會。相對而言,實體經濟中的職位,看上去沒有那么“光鮮”,收入也遠沒那么“暴利”,但它畢竟與一些生活必需品相關,經濟再差還是需要。這些行業的崗位穩定性相對就會高得多。
還值得留意的是倒逼壓力,這指向中國的高校。從1999年開始連續16年的擴招,今年面對如此形勢是否仍然要繼續?現在社會的呼聲已經不在停擴了——事實上有社會責任感的一大批高校早已停擴,現在的問題是課程設置的改革——中國高校的本專科專業究竟要不要因應就業市場的需求作出重大調整?十幾年來,部分為了讓畢業生容易就業而幾次更改院系或者專業名稱的“學歷廠商們”,是否能動真格調整其師資結構,對接好產業部門呢?這些其實都只是常識,需要的亦不過是良知而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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