調查顯示農村大學生就業狀況好于城市大學生

研招新聞來源：中國青年報 2016-05-20　

如果你是一名農村大學生，是否仍然堅信：憑借自身努力，可以改變命運?一項基于農村大學生職業生涯機遇的調研報告告訴你：答案是肯定的。相較于近幾年呼聲頗高的“階層板結化”“讀書無用論”，這一由西安交通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院長、社會學家邊燕杰教授主持的調研報告，帶來的消息“令人振奮”。

調研報告顯示：對于農轉非大學生和城市大學生來說，能夠進入黨政機關和國企工作的機會是相同的，同時，二者擁有同樣機會從事精英職業，經濟收入水平不相上下。甚至，農轉非大學生從事專業精英的機會，還要高于城市大學生——農村大學生的未來，也可以是一場“歡樂頌”。農村大學生命運如何轉承“我們所關注的農村大學生，是我國城市勞動力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研究戶籍制度的社會分層后果、檢驗高等教育有效性的關鍵群體。”邊燕杰告訴記者。

如果由于戶籍制度制約，畢業后的農村大學生在城市中求職難，不得不進入低端勞動力市場，工作收入大大低于城市大學生，這不但表明我國城市勞動力市場存在嚴重的戶籍身份歧視，而且嚴重浪費了高等教育投資。反之，如果他們的職業生涯機遇與城市大學生“等同”，戶籍身份歧視只存在于未接受高等教育的進城農民工群體中，就說明高等教育資源沒有被浪費，大學學位是農村青年拋離戶籍身份歧視的關鍵社會標識。

借助最近的熱播劇《歡樂頌》，西安交大的微信公號對這一題為《農村大學生的職業生涯機遇》的調研成果作出闡釋：《歡樂頌》揭開了當代都市生活光鮮背后的艱辛，也坦然承認社會階層的存在和固化。大浪淘沙般的都市里，農村大學生的命運如何起承轉合?這一課題意圖從社會實證角度進行分析驗證。農轉非大學生與城市大學生擁有的職業機遇幾乎相同調研的目標樣本全部來自城市中的現有勞動力。

根據影響人們職業生涯的3個直接因素——“出生地是城市還是農村”“戶籍身份為城市還是農村”“是否接受了高等教育”，隨機抽取的勞動力樣本被劃分為六大群體：前3個接受了高等教育，即城市大學生、農轉非大學生、未轉非大學生;后3個尚未接受高等教育，包括一般城市勞動力、農轉非勞動力、進城農民工。

調研借助《全國綜合社會調查》數據，比較六大群體的受教育機會、農轉非機會、就業機遇、收入水平等。經過對一系列數據的分析驗證，調查結果出爐：從“單位性質”看：進入黨政機關，比例最高的是農轉非大學生，為15.19%;其次是城市大學生，占10.52%。進入國有企業，比例最高的依然是農轉非大學生，為48.75%;其次是城市大學生，占45.41%。而未轉非大學生卻沒有同等機遇進入黨政機關、國有企業，而是以67.61%的比例集中在私營企業。從“職業類別”看：成為管理精英，城市大學生比例為21.58%，農轉非大學生為20.63%，兩者十分接近。成為專業精英，農轉非大學生比例為55.61%，城市大學生為45.63%。未轉非大學生，成為管理和專業精英的比例分別為27.4%和23.29%。而三類非大學生群體，主要從事非精英職業。再看“收入”：年收入均值最高的是農轉非大學生，為61009元;其次是城市大學生，為56616元;未轉非大學生的收入均值是43061元。在3個非大學生群體中，年收入均值最高的是農轉非勞動力，為26715元，進城農民工的平均收入最低，僅為20236元。“可以看到，對農轉非大學生而言，與城市大學生擁有的職業機遇幾乎相同。”邊燕杰說，無論是進入黨政機關和國企，還是經濟收入水平，或是從事精英職業，機會都趨同。

同時，由于在選擇專業方向時，農村家庭會較多考慮、傾向選擇利于就業的“技能型”，這使農轉非大學生成為專業精英的機會，還要高于城市大學生。

調查同時顯示，即使獲得了大學文憑，如果沒有實現農轉非，農村戶籍身份也會成為職業生涯機遇的“絆腳石”，大大降低農村大學生的職業生涯機遇，單位地位、職業地位、收入水平都比城市大學生低。此外，在非大學生群體內部，“農轉非”也將提升農村背景的城市勞動力的職業生涯機遇。在面臨職業機會時，農轉非勞動力明顯優于進城農民工。

知識，能否真的改變命運“近年來，的確出現了一種現象：來自底層背景的農村學生、經濟相對落后的西部地區學生，能夠升入‘985’‘211’院校的人數比例在相對減少。”邊燕杰告訴記者，與之相對，能夠進入這些一流院校的城市學生、東部地區學生則越來越多。“基于理論導向的實證研究，正是通過綜合調查的方式，用大數據來廓清誤導，說明‘上大學還是有用的’。”肖陽說。

那么，知識真的能改變命運嗎?“在非大學生群體內部，越來越多的人在城市獲取資源和就業機會，但是戶籍制度塑造的城鄉二元結構并未發生根本改變，這或許也是社會上要求戶籍制度改革的呼聲一直不斷的原因。”邊燕杰認為。2014年，國務院公布的《關于進一步推進戶籍制度改革的意見》，標志著我國實行了半個多世紀的城鄉二元戶籍管理模式退出歷史舞臺。“雖然‘一元化’的戶口制度改革，不一定解決城鄉不平等問題，但至少為這一社會目標提供了可能性。”邊燕杰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