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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南財經政法大學碩士研究生專業介紹：政治經濟學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研究生政治經濟學專業介紹如下：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政治經濟學學科是從20世紀50年代發展起來的。當時，中南財經學院是由中南各省的中原大學、中山大學、湖南大學、廣西大學、江西大學和河南大學的財經系科合并調整而組建的，所以，政治經濟學專業集中了中南各省區的力量，在人才、資料各方面都比較強。這使學校的政治經濟學學科的發展一開始就有了一個較好的基礎。

一、學科發展歷程與學術貢獻

該學科的發展和建設可以劃分為兩個大的時期，即改革開放前后兩個時期，前一個時期可以分成三個階段，后一時期可以分為兩個階段。

（一）初創與曲折的發展時期：20世紀50年代—70年代末

初創時期歷經艱辛，成績輝煌，在全國產生了較大的學術影響。之后，由于受政治運動的影響，其發展十分曲折艱難。這一時期大致上可以分為以下三個發展階段：

1.初創階段：1950—1958年。

20世紀50年代，學校的政治經濟學學科以著名經濟學家馬哲民教授、朱劍農教授為帶頭人，集結了剛從中央黨校畢業的張天佐、龐博從，中國人民大學研究生班畢業回校的張寄濤、楊懷讓、自鴻彥、王時杰、郭慧珍、邱丹、劉興邦等教授，力量比較強，是全國理論界比較活躍的一支學術隊伍。

馬哲民（1899—1980）教授在解放前就是全國著名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早年畢業于武昌外國語專科學校和福州高等工業學校，后去德國柏林大學學習社會學。“五四”運動后回國，在上海參加馬克思主義學會、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并與陳潭秋創辦《中外通訊社》。1922年赴日本早稻田大學學習政治經濟學，并積極從事革命活動。大革命失敗后，曾先后在暨南大學、北平師范大學、中國大學、廣西大學等多所學校講授馬克思主義哲學、政治經濟學、社會發展史等課程。曾著有《國際帝國主義論》、《經濟史》、《社會進化史》、《帝國主義基礎知識》、《社會經濟概論》、《精神科學概論》、《新社會學》、《論抗戰建設經濟問題》等書，在全國產生了很大影響。解放后，曾一度任武漢大學法學院院長；50年代任中南財經學院院長，對推動學校政治經濟學發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領導和學術帶頭人的作用。

朱劍農教授（1910—1986）也是全國著名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他從1927年開始接觸馬克思主義理論起，50余年矢志不渝地致力于研究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和農業經濟學理論，在關于半封建半殖民地舊中國的農村經濟和土地制度方面，在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領域，以及在農業經濟學等方面，進行了深入系統的探索。早年參加革命，1935年出獄后，到日本民治大學留學，研究農村經濟，并對比研究了中、日兩國農村社會經濟性質和階級關系狀況。同期閱讀了大量日譯本馬列著作，深受著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河上肇的思想影響，從此立志以畢生精力深入研究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回國后，曾先后在四川大學、安徽大學、湖南大學任經濟學教授，宣傳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解放后，朱劍農緊密聯系社會主義建設的實際，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原理和方法研究現實經濟問題，寫出了大量的經濟學論著。1950年，他出版了《歷史唯物主義土地政策教程》；1955年，他又寫成《我國過渡時期的生產資料所有制》一書。此后，有《價值及價值規律在各種社會制度下的作用》、《我國過渡時期的農業地租》、《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商品生產和價值規律》、《土地肥力經濟原理》等有影響的著作問世。他較早地論證了社會主義社會各種勞動產品，不論是生產資料還是消費資料，都是商品，并指出了價值規律對社會主義生產亦有一定作用，被學術界公認為是“寬派論”（即主張生產資料也是商品的觀點）的主要代表者之一。

20世紀50年代，由于學校的政治經濟學學科隊伍實力強勁，科研水平較高，因而在全國影響較大，與武漢大學、華中師范大學、中共湖北省委黨校一道被經濟學界譽為“湖北經濟學界的四大金剛”。

這一階段在教學方面的特點主要是使用蘇聯的政治經濟學教課書，當時叫四、六分冊，也叫黃皮本（因為封頁是黃色的）。當時把它作為學生學習的主要教材，也作為教學和科研的主要依據。這本書的特點是馬克思的《資本論》一、二、三卷的高度濃縮，從商品、貨幣開始，一直到剩余價值分配。社會主義部分是介紹1953年斯大林發表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這本書，雖然講到了馬克思《資本論》的理論，也講了一些蘇聯的實際問題，但缺少從中國經濟現實問題中總結出來的理論。

2.“揚棄”階段：1958—1975年。

50年代末60年代上半期，全國舉行了“商品生產和價值規律”大討論。其背景是：50年代，陳伯達主張取消商品生產，1959年，張春橋在《人民日報》發表文章主張取消按勞分配，實行大鍋飯。在蘇聯政治經濟學教課書中，斯大林認為社會主義只要存在全民和集體兩種所有制，就應當存在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但他同時又認為在全民所有制內部本質上不是商品交換，只是商品交換的形式。毛澤東明確反對中國所謂“理論家”主張取消商品和貨幣的觀點。由此在全國范圍引起了商品生產和價值規律的大討論。學校政治經濟學教研室的教師積極參與討論，并把毛澤東對這一問題的看法貫徹到教學中去，同時寫了多篇有影響的論文，例如，張寄濤在《中南財經學院學報》上發表了《論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商品生產和價值規律》論文，郭慧珍寫的《價值規律在我國經濟中的作用》一文被收入大討論的全國論文集。

這一階段在教學方面的主要特點，是揚棄四、六分冊。中蘇關系破裂前，各高校一直采用蘇聯政治經濟學教材。中蘇關系破裂后，中國開始揚棄蘇聯版本的教材，編寫聯系中國實際的教材。中央宣傳部組織哲學、政治經濟學兩門課的教材編寫，同時也允許各地方編寫。湖北省宣傳部組織了政治經濟學的教材編寫。由于學校在政治經濟學方面力量比較強，湖北省這門課程的教材是以學校政治經濟學專業的教師為主編寫的。他們著重研究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經濟理論和毛澤東的經濟思想，以此為指針來編寫教材，改變了過去主要依據蘇聯權威和經驗的做法，而主動聯系中國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實際，來編寫自己的教材，并付印成書。這個階段的特點就是揚棄蘇聯政治經濟學，把政治經濟學中國化。在這一時期，由于該學科在編寫政治經濟學教材方面起步比較早，在全國產生了積極影響。

3.揚名階段：1975—1979年。

1975年鄧小平任代總理時，成立了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是胡喬木，副主任為著名經濟學家于光遠。中央政治研究室要編寫一本《馬恩列斯毛論社會主義經濟》，其目的，公開說法是工農兵學習政治經濟學的需要，但實際上想以馬、恩、列、斯和毛澤東的有關的思想，批判“四人幫”的胡作非為，特別是由“四人幫”控制的《紅旗》雜志的觀點。首先，于光遠讓戴成（學校1954級學生，時任人民出版社經濟室編輯）負責組織編寫。戴成在湖北省委宣傳部的支持下，決定由武漢大學和湖北財經專科學校來編寫，具體由湖北財經專科學校的楊懷讓、王時杰和武漢大學教師曾啟賢、湯在新教授負責。這次編寫工作的要求有五個特點：第一，編寫要保密；第二，這次編寫是國務院中央政治研究室的需要；第三，半年之內編寫出來；第四，凡是有關經濟的論述都要編寫，不能遺漏；第五，編好后材料全部上交。但后來只編寫了《馬、恩、列論社會主義經濟》。學校與武漢大學的有關老師全面查閱了馬恩全集、列寧全集，把所有有關經濟問題的觀點都摘錄下來。當時是秘密進行這項工作的，因為很多觀點，是“四人幫”批判的，如一長制、物質刺激、獎金、計件工資等在當時是作為修正主義來批判的。編這本書就是為了糾正當時理論上的錯誤，并以此為依據來解決現實問題，發展生產。成書之際，正好打倒了“四人幫”。在北京開會時，于光運教授對這本書大加褒獎。這本書對于撥亂反正，糾正一些過“左”的觀點，全面理解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體系，發揮了很大作用。

1977年，為配合理論上撥亂反正，于光遠同志希望把按勞分配的理論搞清楚。因為在“文革”期間，張春橋認為按勞分配理論是資產階級的理論基礎，按勞分配是產生資本主義和新資產階級分子的土壤和條件。在于光遠教授的倡議和指導下，郭慧珍、夏興園、周彥文、彭星閭等教授參加了討論會，經過50多天的討論與反復修改，完成了《按勞分配若干范疇的分析》一書，該書在1979年8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這本書從內涵上界定了按勞分配的若干范疇，而且是分層次來探討的，從而澄清了被“四人幫”搞亂的理論問題。得到了于光遠教授的充分肯定，該書參加了全國第三次按勞分配討論會，在學術界獲得了很高的評價。

（二）繼承、發揚、改造和創新時期：20世紀70年代末至今

這一時期，學校政治經濟學從大的方面說，是伴隨著中國改革開放的步伐而不斷發展的,但從政治經濟學學科本身發展的特點來說，可以分為以下兩個階段。

1.繼承、發揚階段：70年代末—90年代初。

這一階段的主要特點是，在全面系統地研究和宣傳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基礎上，通過吸收前蘇聯東歐國家改革的經驗以及這些國家經濟學家的理論，更好地研究中國改革開放的現實問題。因而，對政治經濟學在新時期的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并成為湖北省政治經濟學界的王牌之一。同時，為國家培養了一大批具有高層次學歷的拔尖人才。

70年代末80年代初，張寄濤、王時杰、夏興園、胡逢吉、郭慧珍、周彥文等教授一方面系統地宣傳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另一方面，在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和方法的基礎上，根據中國的實踐，對社會主義勞動和剩余勞動的性質、社會主義經濟效益、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和價值規律等問題進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為政治經濟學在新時期的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中央提出了經濟體制改革和經濟效益等問題，該學科積極投入對這些重大理論與現實問題的研究。張寄濤教授組織和參加了《經濟體制改革的理論探討》一書的撰寫工作，該書1982年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并獲得湖北省社會優秀成果二等獎。同時，張寄濤教授在深入研究馬克思的剩余勞動理論基礎上，撰寫了“馬克思的剩余勞動理論和社會主義剩余勞動的性質及其表現形式”一文，對社會主義勞動的性質及社會主義制度下生產勞動和非生產勞動作了探討。他認為，《資本論》在三種含義上使用“剩余勞動”這一概念，即把“剩余勞動”作為反映資本主義剝削本質的特定范疇；把“剩余勞動”作為各個剝削制度共同具有的范疇以及把“剩余勞動”當作人類文明時期任何社會都存在的一般范疇；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前兩種“剩余勞動”已不復存在，但作為一般范疇的剩余勞動卻始終存在，變化的只是它的特性和表現形式，社會主義剩余勞動也表現為一定的使用價值形態和價值形態。由于該文在社會主義剩余勞動理論上做出了重要貢獻，該文被收錄于《資本論與社會主義經濟》一書中，并于1984年獲中國經濟學界最高獎——孫冶方經濟科學論文獎。此后，張寄濤教授與夏興園教授繼續探討社會主義條件下的生產勞動與非生產勞動，并撰寫了《社會主義制度下生產勞動與非生產勞動》一文，明確界定了社會主義條件下生產勞動的內涵，區分了社會主義制度下屬于生產勞動范疇的部門，并且提出社會主義商業部門也屬于生產部門。這一觀點對研究國民收入的分配和再分配，促進合理安排國民經濟的比例關系，發展科學、文化、教育事業有著重要的指導意義。該文被收入《生產勞動與非生產勞動論文集》中。

以王時杰、夏興園、郭慧珍等教授為主要成員的研究組認為，政治經濟學作為一門研究社會生產關系及其變化發展規律的科學，必須以經濟發展和提高經濟效益、改善人民生活質量、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為目的。為此，他們開始著手建立社會主義發展經濟學和經濟效益學這兩門新學科，提出了經濟發展質量、絕對經濟效益、相對經濟效益、綜合經濟效益、經濟效益率等一系列新觀點，發表了上百篇論文，先后出版了由王時杰、郭慧珍、王東京撰著的《社會主義發展經濟學》，以及由王時杰、夏興園主編的《社會主義的經濟效益》，由王時杰主編、郭慧珍副主編的《經濟效益學》等專著，在全國產生了重要影響。

在研究社會主義經濟效益學時，王時杰教授等人全面探索了社會主義經濟各個部門經濟效益的特點、衡量指標和提高途徑，對各種經濟效益作了綜合與歸納，從經濟效益的內涵、特點、構成與優化出發，提出了絕對經濟效益、相對經濟效益、綜合經濟效益、經濟效益率、相關經濟效益、擴波經濟效益等新概念；著重闡明了智力生產與科學技術的經濟效益、結構經濟效益與規模經濟效益、潛能經濟效益與相關經濟效益判斷。

在研究社會主義發展經濟學時，王時杰教授等人以馬克思主義經濟發展理論為指導，借鑒西方發展經濟學中有關理論的科學成分和分析方法，建立了社會主義發展經濟學的新的理論體系；在吸納有關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理論和發展經濟學的一些觀點的基礎上，結合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和發展的實際，從理論的高度闡述了中國經濟發展的經驗，并從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速度、質量、類型、體制、機制、就業以及發展戰略方面，探索了持續、穩定、協調地發展社會主義經濟的規律和一系列原則、模式。首先，王時杰教授從分析影響社會生產發展的因素出發，論述了社會主義經濟發展速度的規律及其特點，并首次提出了經濟發展質量這一概念，闡述了其內涵，認為經濟發展質量依次表現為勞動效率、投入產出率、科技貢獻率，最終歸結于人民生活質量的提高。其次，他論述了新技術革命與中國產業結構變化的互動規律及特點；闡明了社會主義就業理論，提出了四種就業目標模式以及經濟運行四邊形等新理論觀點。他不同意將就業與提高勞動生產率相對立的觀點，認為解決就業問題的根本出路恰恰在于提高勞動生產率，通過向生產的廣度和深度進軍，可以逐步縮短勞動時間，從而解決就業問題。第三，王時杰認為提高社會主義經濟發展速度的關鍵在于大幅度提高勞動生產率，并提出了勞動生產率的五條最低界限，同時指出研究社會勞動生產率應當區分勞動的自然生產率和勞動的技術生產率。

八九十年代，中國正處于傳統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軌時期。與此同時，經濟理論界思想活躍，不斷突破傳統經濟理論的框架，大膽借鑒吸收國外經濟理論，努力探索社會主義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客觀規律。由于東歐國家在社會主義國家中較早地進行了經濟體制改革，經濟改革理論較為系統成熟，理論界出現了研究東歐經濟學的熱潮。張寄濤、胡逢吉等教授在全國較早對蘇聯、東歐經濟學家的一些理論進行宣傳和研究，產生了較大的影響。張寄濤教授與鐘朋榮共同研究并聯名發表了四篇研究“短缺經濟學”的論文。這四篇論文在對科爾內的《短缺經濟學》進行簡要概述的基礎上，概括了科爾內的觀點：短缺在社會主義國家是長期普遍的現象，造成短缺的原因在于微觀的軟預算約束，而微觀的軟預算約束存在著深刻的制度原因；詳細分析了科爾內關于社會主義經濟在短缺條件下如何運行的理論，認為科爾內的論述是對傳統社會主義經濟運行的實證分析，不僅突破了以往那種對生產關系本質解說的局限性，而且對社會主義經濟運行特點提出了新思路。胡逢吉教授對短缺經濟也作了探討，撰寫了《“短缺經濟”辨析》、《對社會主義短缺理論的幾點商榷》、《短缺與價格》、《短缺理論述評》、《短缺問題綜論》等論文，認為短缺并非社會主義所固有的，與社會主義制度基本特征并無必然聯系，結構性短缺在商品經濟條件下具有客觀必然性，而總量短缺的形成則在于主觀原因，即宏觀經濟決策的失誤和微觀的軟預算約束，并提出了衡量短缺的兩個標志，解決短缺的基本思路應進行多層次思考。鐘朋榮同志在《評錫克的三渠價格模型和自由價格思想》一文中，對錫克的三渠價格模型和自由價格思想作了詳細闡述，尤其是詳細闡述了錫克的關于三渠價格模型是符合社會主義原則及最優方案選擇的理論，并對錫克的價格改革目標模式作了闡述，認為中國改革目標模式不應是單一的自由價格模式，而是極少數計劃價格與大多數自由價格并存的模式。胡逢吉教授在《〈新經濟學〉述評：兼評布哈林對原始積累論的批判》一文中指出，過渡時期不發達國家尤其是小農占優勢的國家，工業化資金相當部分要依靠非社會主義經濟的價值轉移提供，但并不存在原始積累規律。胡逢吉教授還撰寫了《“斯大林模式”述評》，試圖從評價“斯大林模式”中探求適合我國的社會主義經濟模式。

總之，80年代中后期，該學科對東歐經濟學理論作了有益的探索，并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對中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起到了積極作用，尤其是在價格改革上的探討，對中國價格改革在理論上起到了推動作用，促進了中國改革實踐不斷向前發展。同時對短缺經濟的研究，對80年代中國短缺經濟環境的解決也起到了積極作用。

1984年，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作出《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明確提出了社會主義是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的論斷。根據中央文件精神，張寄濤、胡逢吉、夏興園和周彥文4位教授共同撰寫了《中國社會主義商品經濟概論》（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86年版）一書。他們區分了“社會主義存在商品生產、商品交換”與“社會主義是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兩種提法的理論含義與本質，明確提出要把各個領域普遍存在的商品貨幣關系作為一個有機整體來把握，全面研究社會主義商品經濟范疇、運行規律、運行機制、商品經濟存在的條件、原因及其地位，社會主義資金運動、商品市場、經濟杠桿，并探討了社會主義商品經濟與世界市場的關系，以及如何充分利用兩種資源、兩種市場提高社會主義經濟效益。在這本著作中，張寄濤教授較早在學術界提出了市場機制與計劃機制共存于社會主義經濟的一切領域的觀點。該書獲得湖北省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二等獎，同時作為研究生教材，被評為財政部第二屆優秀教材二等獎。

1986年，中國經濟生活出現了社會總需求與社會總供給的局部失衡，出現了一定的通貨膨脹，中央強調要加強和完善對宏觀經濟的調控。這時，該學科接受了湖北省社會科學領導小組和武漢市人民政府的委托，進行了《宏觀經濟調控與微觀經濟搞活相結合》課題的研究，以張寄濤教授為主持人的課題組深入到機關、企業和各部門進行了座談、訪問和調查研究，寫出的研究報告《宏觀經濟調控與微觀經濟搞活相結合》，受到武漢市黨政領導的好評，武漢市人民政府以文件形式發往各有關部門參考。在課題研究的基礎上，張寄濤教授主編了《社會主義經濟運行的宏觀調控》一書（中國計劃出版社，1989年出版）。該書較全面地探討了社會主義經濟運行中關于宏觀調控的理論、政策、方法以及如何對投資、消費、對外貿易、利用外資等領域的調控等問題。該書獲得湖北省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

20世紀80年代，楊懷讓、王時杰、周彥文等教授主編了各類政治經濟學教材，并多次再版，在全國產生了較好的影響。如王時杰、劉興斌主編的《政治經濟學：資本主義部分》和《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部分》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楊懷讓組織全國14所財經院校編寫的《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部分》由中國財經出版社出版。1993年，周彥文主編的《政治經濟學：資本主義部分》由東北財經大學出版社出版，該教材是財政部教材編審委員會審定的全國財經類通用教材。與此同時，王時杰等教授還走出校門，為省內外的機關干部、企業職工講授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1982年，配合全國有關生產目的問題的討論，王時杰應邀為武漢市委書記王群、市長黎智等市級領導同志講授“社會主義生產目的”。1983—1985年，王時杰、郭慧珍應湖北省委講師團的邀請，在湖北省電視臺為全省有關干部講授《政治經濟學》。1985年，黨中央提出“有計劃的商品經濟論”后，王時杰應邀為黎智、吳官正等武漢市級領導同志講授“有計劃的商品經濟”。

此外，劉烈龍教授1985年在《經濟研究》發表《計劃調節與調節計劃》一文，提出了“調節計劃”的新概念，認為價值規律的自發調節作用是調節計劃的內容和手段，而不是計劃調節的形式。

同期，學校一批政治經濟學的后起之秀，如朱延福、王東京、趙凌云等中青年經濟學家也開始嶄露頭角。

2.改革、創新階段：90年代初至今。

這一階段的主要特點是，在推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和開放的過程中，在堅持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基本原則的基礎上，多方面吸收現代經濟學的理論成果和新的研究方法，學科的發展表現出多樣化的創新和發展趨勢。同期，該學科為國家培養了一批具有博士學位的高級人才。

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社會經濟體制由計劃經濟逐漸向市場經濟轉軌，在國民經濟蓬勃發展的同時，形形色色的地下經濟活動也在大肆滋生繁衍，諸如倒買倒賣、走私販毒、制假售劣、賣淫販黃、偷稅漏稅等日益猖獗，嚴重影響了社會經濟正常秩序，干擾國家宏觀調控，妨礙國民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我國經濟學界只是在80年代中后期才開始借鑒西方“尋租”理論對地下經濟活動作了零碎的研究。因此，加強對地下經濟活動的研究，在理論和實踐上都有著重要意義。

1990年，夏興園教授申請“中國地下經濟問題研究”課題，獲得國家社科基金資助，這是全國第一項獲得國家社科基金資助的關于地下經濟研究的課題。學校經濟研究所隨即成立了以夏興園、萬安培、盧現祥、楊云彥、戴炳源、曾繁華、廖涵、朱巧琳等人組成的“中國地下經濟問題研究課題組”。課題的最終成果是《中國地下經濟問題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課題組在調查研究過程中，調查了我國大量的地下經濟事實，掌握了大量有關地下經濟的資料，就地下經濟現實狀況編寫了一套《地下經濟從書》（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就偷稅漏稅、拐賣人口、地下金融、隱形就業、走私販毒、世界各國地下經濟進行了描繪，并提出了相應對策。這套叢書由《財經動脈大流血》、《撩開“經濟黑人”的面紗》、《神秘的金融王國》、《金飯碗、鐵飯碗、黑飯碗》、《走私販毒面面觀》、《席卷全球的地下經濟狂潮》組成。之后，萬安培教授主持完成了國家社科基金課題《中國黑市活動現狀及對市場秩序的影響》，研究過程獲得美國福特基金資助。萬安培教授還克服困難，對我國租金規模進行考察，在《經濟研究》上發表《租金規模動態考察》、《租金規模變動的考察》等論文。他從商品差價、利差、匯率差、進出口許可證管制、稅差、公共福利待遇、股份制改造和房地產開發過程、行業壟斷等方面估計中國1992年租金規模，并依1992年租金價值構成，對1992—1997年5年間租金價值構成規模的變動進行了分析。萬安培教授對租金規模及變動趨勢的考察，對于認清下一步改革重點、難點以及推進市場化改革，對于估計腐敗現象滋生的經濟基礎具有重要現實意義，在經濟學界引起強烈反響。萬安培教授對中國地下經濟活動歷史也作了研究，他與鄒進文教授合作出版了《社會經濟病態尋根》一書（湖北民人出版社，1995年版），考察了從先秦至今各個時期地下經濟活動表現形式及其特征，并從經濟、政治、心理等角度探討其原因，挖掘了歷史上整治地下經濟活動的措施，是全國第一部研究地下經濟史的專著，對了解各種地下經濟活動淵源及借鑒歷史整治對策有較高價值。夏興園教授在課題研究成果基礎上，嘗試建立地下經濟學這一分支學科，就地下經濟學學科體系、主要內容、分析重點以及科學方法論等問題進行探討，組織編寫了《地下經濟學概論》（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該書還通過對地下經濟與資源配置、經濟體制、貨幣流通的關系，地下經濟在生產、分配、交換、消費諸領域表現形式和特點的分析，探尋地下經濟活動特征及規律，并就如何規范我國市場秩序和規則、整治地下經濟活動提出建議和對策。此書出版后，獲得經濟理論界的好評，被認為是“我國第一部地下經濟學理論專著，填補了我國地下經濟學學科領域空白，具有現實性、系統性、客觀性和實踐性的特點”（王惠玲）。對于課題組在地下經濟學開拓性的研究和取得豐碩成果，經濟學界給予高度評價，著名經濟學張卓元、夏振坤等人譽之為“對我國經濟學領域一個較為薄弱環節作了可喜的貢獻”；《中國地下經濟問題研究》一書，獲得“全國高等學校首屆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優秀成果二等獎”；夏興園教授撰寫的學術論文《“地下經濟”三論》，獲得“湖北省第二屆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二等獎”。后來戴炳源博士在夏興園教授指導下出版了《地下經濟理論與實證若干問題研究》（武漢工業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就宏觀經濟與地下經濟問題作了深入探討。夏興園教授因其對地下經濟學創立、發展有重大貢獻被譽為“我國地下經濟學的拓荒者”。

該學科在國內較早開展地下經濟問題研究，一直處于該研究領域的前沿；不僅把國外有關理論特別是索托、法伊格的理論率先介紹到中國，而且首次將西方理論運用于中國實際，開創性地探討中國地下經濟問題。經過長期系統研究，取得了大量學術成果，先后主持完成多項國家課題，出版一系列學術專著（含譯著《地下經濟學》，上海三聯書店1994年出版），在全國重要報刊上發表論文數十篇，造就了一支在全國深有影響的地下經濟問題研究的學術團隊。

20世紀90年代初，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已經明確，就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同時，中國還一直面臨著社會轉型。所以，中國如何從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轉型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從傳統的農業社會轉型到現代工業社會，便成為國內外經濟學家共同關心的重大理論問題。對于這種社會經濟轉型的研究，不僅傳統的政治經濟學而且傳統的西方經濟學都不能對此作出很好的解答，所以，以中國的現實為素材，借鑒現代經濟學的優秀成果，以及其他社會科學的優秀成果，研究中國的改革和發展，便成為我國政治經濟學發展的必由之路。在這樣一個大的背景的條件下，學校一批中青年經濟學家，圍繞中國經濟轉型問題進行研究，在全國產生了一定影響，為政治經濟學在新形勢下的創新發展作出了新的貢獻。例如：趙凌云教授，從物理學的場論觀點和方法，系統地研究了市場經濟的運行規律，從而構建了一個分析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新的理論框架；朱延福教授以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為基本方法，從一個新的角度分析了中國的轉軌特點和過程，他稱之“受控核劇變”；林漢川教授對國有企業管理模式的轉型研究提出了許多新觀點；盧現祥教授在借鑒西方新制度經濟學的理論和方法的基礎上，研究了中國轉軌過程的一些改革和發展問題；吳光炳教授對中國轉型企業家成長機制進行了深入研究；程啟智教授從個人投資的角度研究了轉軌時期，中國大眾的儲蓄、資產選擇及投資行為對中國的體制改革、宏觀經濟運行和經濟發展的影響；戴武堂教授對港澳臺經濟進行了系統、深入研究；范新成教授從制度創新的角度研究了中國證券市場的發展問題。這些成果在全國產生了較大影響。

學校政治經濟學專業自1979年開始招收碩士研究生，在培養研究生過程中不斷進行創新，尋求培養研究生的最佳模式，積累了豐富的經驗與方法，特別是經濟研究所以張寄濤、夏興園、胡逢吉3位教授組成的研究生導師組，在長期的教學與科研實踐中，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培養經濟理論研究生的方法，其成果《培養經濟理論研究生的途徑與方法》，1989年被評為國家教委頒發的“國家級教學優秀成果一等獎”和“湖北省高等學校教學優秀成果一等獎”。

二、學科建設與研究生

培養的主要的經驗

（一）始終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為學科建設和研究生培養的指導思想

該學科強調要將馬克思主義作為一個科學體系來把握，領會其精神實質，“要真正讀懂馬克思主義”；只有理解了馬克思主義，才能運用、發展和創新馬克思主義。由此，該學科要求學生必須全面、系統地學習《資本論》，并組織了“資本論與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系列專題報告，以輔助學生學習《資本論》。與此同時，在該專業的研究生中，還重點開設了《馬克思、恩格斯、列寧論社會主義經濟》課程，讓學生全面系統地了解馬克思主義的整個理論體系。在教學中，注重理論聯系實際，要求學生對中國國情有真正理解，對國情的認識是運用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的基礎。

（二）緊跟社會主義實踐的發展，合理開設專門課程

隨著實踐不斷向前發展，社會主義經濟理論也需要不斷向前發展，經濟理論的教學同樣需要向前發展。該學科在教研過程中，不僅要求學生學習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還引導學生學習當代東西方各主要流派的經濟理論，藉以擴大視野，在比較鑒別中堅持發展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同時，他們密切注視改革實踐的發展，注意從實踐中吸收提煉經過實踐檢驗過的經濟理論。在此基礎上，根據時代與專業要求，為避免知識老化，重新學習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原著，鉆研當代東西方經濟學主要流派的理論，對社會主義經濟模式和歷史經驗進行再認識，并積極開展科學研究以豐富教學內容。在此期間，政治經濟學專業除開展了馬克思主義古典著作原著的教學外，還適應實踐發展的需要，開設了《社會主義經濟模式研究》、《經濟體制比較》、《經濟理論的回顧與分析》、《中國社會主義商品經濟概論》、《社會主義經濟效益學》以及《社會主義經濟運行的宏觀調控》等課程。由于緊跟時代步伐，緊扣社會熱點，同時教師不斷把科研成果引入教學內容，開拓、豐富了這些課程的教學，受到學生們一致好評，有的課程還出版了同名專著。

（三）堅持教書育人，言傳身教

在教學方法上，堅持強調打好基礎，訓練方法，要求學生在一、二年級時多讀書，精讀書，刻苦鉆研，扎扎實實打好基礎，培養嚴謹學風。同時，還特別注意通過具體經濟問題的分析，培養學生掌握科學的方法論特別是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辯證法，以提高觀察、分析問題的能力。研究生導師們將教書育人放在首位，尤其注重育人。他們真心誠意地關心愛護青年學生的身心健康成長：每屆研究生進校，他們都要開一次師生座談會，交流教與學雙方的要求；每月開一次小型會，交流思想，探討教學與生活中的問題；他們還經常到學生宿舍談心，檢查學習與紀律執行情況。在教育方法上，注重言傳身教。他們嚴于律己，要求自己養成唯真理是從的唯實學風，做一個具有“理論良知”的經濟理論工作者，把“要求學生做到的，老師必須先做到”作為為師守則。他們以其堅定的革命信念、嚴謹的治學態度、崇高的人格魅力影響著一屆又一屆學生。在他們的教育下，許多學生成為我國經濟建設的棟梁之材。

（四）堅持師生兩個主體，強調教學雙向適應

導師組始終強調要充分調動兩個主體的積極性，從學生的實際出發引導學生學習，學生的主動性以接受教師的引導為前提；教學和培養計劃應有一定彈性，適應學生需要，并及時摒棄過時的內容和及時增添新的內容；教學方法應具有靈活性，講授與討論的安排可及時調整。同時要注意共性與個性，既要有進行共性教育的一面，又要有進行因材施教的一面，充分調動學生發揮專長的積極性，真正達到“教學相長”的境界。《培養經濟理論研究生的途徑與方法》這一教學研究成果，不僅是張寄濤、夏興園、胡逢吉等教授組成研究生導師組的多年教學經驗的積累，也是該學科在研究生培養途徑與方法上積累的一筆寶貴財富。

由于該學科科研成果突出，對研究生的培養有方，因而，學校于1990年獲得政治經濟學專業博士研究生授予權，至今已為全國培養出一大批優秀具有博士學位的高級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