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學生會官僚化 學生干部獲保研名額成潛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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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鳥們抱著鍛煉自己的目的遞交入會申請，之后能夠混出名堂來的卻寥寥無幾。通過學生會工作獲得保研或者增加就業籌碼等利益訴求，似乎才是部分學生會們走下去的真正動力……

“干部”

大學不是社會，但大學里有一門有關學生會的學問，令入學的新生費解。許多菜鳥抱著“鍛煉自己”的目的遞交入會申請，之后能混出名堂的卻寥寥無幾。有人負氣遠離學生會，有人堅持走在“混學生會”的路上。

學生會，究竟是追名逐利之地，還是鍛煉學子能力的試驗場？記者近日走訪北京幾所高校，聽到的聲音各有不同。

有些人的官僚氣，“讓人很不舒服”

今年的大學開學季，順利考入中國人民大學的劉若和王亞楠，還沉浸在對大學生活熱烈而新鮮的體驗中。

一則學生會招新的告示，讓兩位女生心動。王亞楠和劉若都毫不猶豫地報名參加了院校學生會組織。然而，短短兩個月后，她們對學生會的看法便發生了改變。

“本來很想做點東西，結果參加后感覺，很多做了部長、主席的師哥師姐們，對我們這些小干事實在太沒有禮貌了，可以用張牙舞爪、吆三喝四來形容。”劉若說，“在第一次開會時，一個當了副部長的師姐很狂地說，‘給你們一些建議，你們想聽就聽不想聽就算了’，那感覺就像訓下屬。”

一些小細節也讓劉若感覺到了壓迫感。“見了師哥師姐怎么問好？怎么快速地和部長們建立較為緊密的關系，在眾多的干事中嶄露頭角，這些都讓人覺得好復雜啊。有些人身上的官僚氣，也讓人很不舒服。”感覺到明顯的不平等和失望之后，劉若選擇慢慢地遠離學生會。“我想，畢竟大學還是要以學業為主，既然自己未來的目標是出國，還是先學習吧。”

與劉若不同，王亞楠被分到了生活部，部里人很少，事情也比較少，平時負責帶她的副部長人很好，這讓王亞楠多少有些安慰。

但是，在隨后的兩個月時間中，王亞楠慢慢發現，即便沒有太多的具體事務，每周一次的學生會例會，也會耗去自己太多的時間。“每次開會大概需要1個小時左右，一周一次這樣的會議，除了最初能夠讓大家互相認識之外，后來基本上是在聽副部長、部長們閑扯，沒有什么實質議題。”王亞楠認為，“這樣的會議完全可以刪減，有具體任務時再開會更好。”

在王亞楠的計劃里，未來是一定要上研究生的，但在學校龐大而復雜的保研規則中，社會工作這一項，占有相當的分值。這讓有點內向的她對是否繼續從事學生會工作，有點猶豫不決。“其實，我和劉若都參加了一些社團，比如紅十字會和青年志愿者協會，他們定期組織的一些公益服務活動，像去敬老院、組織大家獻血等活動，對我們的影響更趨于正面。但是，那些社團經歷在保研中被忽略了。”

“混”學生會成利益籌碼

盡管沒有明確的統計數據，但在記者的調查中發現，大一新生在入學之初，幾乎人人都會參加院校各級學生會組織。然而，隨著一段時間的接觸后，他們中75%左右的人會在一兩個月后淡出學生會，最終只有五分之一的人，以干事的形式，與學生會保持一種較為密切的聯系。

在一些高校里，學生擔任學生會的職位與入學年限有關。大一新生為干事，大二時，一些優秀的干事會被提拔為副部長，大三時，在多位副部長中，會產生一位部長。至于問鼎學生會主席一職，這樣的機會顯然異常渺茫。然而，無論是副部長、部長還是學生會主席，他們的產生都與學生無關。

“沒有過公開的選舉，也沒有什么明確的規則，基本上是由學校來指定的。當然，這里面也會參考個人表現以及部長、主席的意見。”已經晉升為副部長的大二男生符銘說，“如何在學校老師那里建立好感，就相當重要了。”

一個現實的問題是，為什么要“混”學生會？

采訪中，記者發現，盡管最初大部分人參加學生會的目的只是為了“鍛煉自己”，但在潛意識中，通過學生會工作獲得保研或者增加就業籌碼，似乎才是部分學生會干部們走下去的真正動力。

“學校沒有明確的規定，說學生會主席就一定可以保研，但大家會看嘛，往屆的主席幾乎都獲得了保研名額，這幾乎就是公開的潛規則。”一位大三的學生會部長告訴記者，“混學生會，有時候與能力有關，但更多時候也與個人的性格、交際能力甚至家世背景有關。一些長相甜美的女生，尤其能夠得到更多的機會。”

在校學生會公關部工作的大二女生李婉告訴記者，公關部的主要工作是拉贊助。“上個學年，我覺得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是，自己拉到了一筆3000元餐劵的贊助。”李婉為此很是高興了一陣子。

這樣的成績在劉若看來，“對一些有家世背景的同學來說，簡直就是小菜一碟”。她告訴記者，本系有不少同學的家庭背景好，他們依賴父母的社會關系隨便拉個萬把塊錢的贊助，很快便能夠在眾多普通家庭出身的學生中凸顯出來。

符銘為是否還要在學生會這條路上走下去苦惱著，“學生會工作占據了我很多時間，一方面它的確教會了我一些為人處世的方式方法，另一方面，又擔心是否一定能夠實現保研的目的。”

學生會工作的另一個好處是，在爭取獎學金時，學生會有獨立推薦資格。也就是說，大多數學生需要通過成績排名來獲取獎學金，而在學生會中工作的學生每年有穩定的名額可以直接獲取獎學金。

“是否獲得過獎學金與未來能否保研也有一定關系。”一位大三的學生告訴記者，保研主要考察學生的三方面能力：成績、科研論文以及社會工作。“這是一個相當復雜的連環套，比如成績不一定看總分，而要看你的專業分和選修分；科研論文就要參加學校的各種大賽；社會工作就主要指學生會工作。三年下來，我才基本上搞明白這套規則，很多時候，會覺得相當疲憊。”

學生會里學到“成熟”？

近日，中國人民大學副教授陳偉在博文中寫道，“學生會本應是學生自治組織，現在卻成了‘被治’組織，完全接受團委的領導或指導，從財政、學生干部任免各個方面被完全控制，由此產生了諸多問題：學生干部的產生不透明、官僚作風盛行、不為學生謀利、學生干部可以享受如保送研究生、評獎學金、參加對外交流活動等各方面優惠。”

在采訪中，人大的不少學生坦言，“感覺沒有陳老師說得那么嚴重，但那些問題的確多多少少地存在著。”

也有學生表示，在學生會里，“自己的確學到了不少”。

符銘對此感觸很深。他舉例說，自己是三個大課的課代表。老師之所以不約而同地選中他，只是因為他更會處理師生關系。“一個是老師問，誰愿意買他的書作為教材，當時全班只有我一個人舉手了；還有一個是老師下課后說，如果有人想要課件，可以給他發郵件，全班也只有我一個人下課后馬上給老師發了郵件。”符銘為自己的這種成熟辯解說，“我都是真心的，但老師也需要學生的呼應嘛。”

同樣，從學生會上下級之間相處中學習到的“不能童言無忌”、“謹慎的人際交往規則”，讓符銘在日常學習中處理和同學的關系時，格外小心。他會早到教室半小時，隨時準備幫助有需要的同學復制各種學習資料，在和同學交談時，會關注是否平視對方等細節。

在聽到符銘的學生會工作領悟之后，上世紀80年代就讀于清華大學的陳曉感慨道：“我們那個時代的大學和學生會，真的沒有這么復雜，大家一起談理想，寫詩，切磋專業知識，大學真的就是象牙塔。”

而針對學生會的半官僚化問題，中國教育學會副會長、新教育改革發起人朱永新說，什么樣的大學造就什么樣的大學學生會。大學本來應該是一個相對民主、自由、寬松、自治的機構，這樣一個機構才能保證大學成為一個自由思想的發源地，應該淡化大學的行政色彩。

學生會里，究竟學到了什么？每一個參加過以及仍在參加著的大學生心里，都有一本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