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研風波背后的百年學歷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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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校于1229年的法國圖盧茨大學，是第一個通行碩士學位的大學。

太多人有著太多的理由去考研，但是大部分都與傳統給中國人帶來的思維有關。

【核心提示】考研的熱潮終于過去，泄題的風波仍在發酵，最新的考研意向又引發了社會熱議。在最新一屆的考研黨中，為了找工作而考研的人數占據最多。顧名思義，應當走向學術研究的“研究”生，在學子心中卻是這樣的定位，除了中國傳統的讀書至上外，還有什么其他的原因嗎?

學歷的來歷

筆者相信是個中國人都知道“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這句話。但在遙遠的古代，中國人雖重視教育，卻沒有今天的“學歷”概念。科舉考試對參考學子的要求不在于其讀書的學校，而在于其家境是否清白，祖上幾代有無犯法的男子或者再嫁的寡婦。只要被證明“家世清白”，無論你是耄耋之年的老翁，還是垂髫少年都可以參加，每通過一次考核就可以升上一級。至于你是某個私塾的學生還是國子監的天之驕子，在終點線面前都不重要。

而士子們通過這么多考試的目的也很簡單，就是為了當官，再不濟也可以通過“生員”的身份獲得高人一等的地位。而相對來說，無論是隋唐的詩賦取士也好，還是明清的八股取士也罷，考試的內容，實質只是一個篩選的門檻。以至于大量的“讀書人”只是將書本作為功名的敲門磚，升官發財之后，就扔一邊去了。

現代大學起源于歐洲中世紀時期。在那個半蒙昧的時代，大學代表著理性和文明。相比中國的科舉制度而言，歐洲大學教育的出發點完全不同。畢竟，八股也罷，詩賦也好，在實際的管理中并無多大用處，還是作為篩選的門檻而存在。而大學在中世紀一開始出現就有了分科。比如學法律的出去之后負責給領主當法官，學神學的則可以加入教堂。對他們來說，在大學中學到的東西至關重要，是真正的學以致用，是安身立命的生存技能。而在當時的歐洲大學里教書的教師就是碩士，不過和今天已經成熟的大學體系不同，當時并沒有嚴格意義上高于一般學士的職位，所以“碩士”的意思在當時就專指在大學里授課的教師們。直到今天“碩士”在英文里除了碩士外，也可以指導師、長官、大師。

1233年，羅馬教皇批準任何在圖盧茲大學獲得碩士學位的人都應該被允許在其他大學任教。這算是最早的學位概念，即你的學術水平在所在院校獲得認可并且得到證書，那么你在其他院校也可以獲得相等地位。15世紀之后，英國大學又逐漸地把博士這個概念給獨立出來，作為高于碩士的學歷，最后逐漸發展成我們今天看到的這個樣子。

雖然時間已經過去了好幾百年，但是其根本并沒有改變，正如學歷在中文當中的意思一樣，指的是你的學習“經歷”而非科舉那樣追求的是“結果”，可以說這是現代大學教育和中國傳統教育最大的一個不同。而這點隨著現代教育制度的引入在中國產生了意料之外的變化。

學歷和工作

晚清“立廢科舉以廣學校”的措施，讓中國徹底告別了陪伴其千年的科舉制度。但千年科舉歷史給大眾帶來的“官本位”思想卻依舊難以根除。而且，另一些現象也從某種意義上助長了這種意識的流傳。在計劃經濟下實施的是“統包統分”以及“包當干部”的政策。即高等學校的學生培養費用全部由國家來承擔。但是學生畢業后要接受國家的指令性計劃，分配到全民所有制單位當國家干部或是國有企事業單位中任職。

無論是國家機關還是國有企事業單位，自然被普通人視為“吃公家飯的”、“鐵飯碗”。從某種意義上，也被視為等同于傳統進入權力體系的“官”。因此，當時的大學生堪稱“天之驕子”，是真正的寵兒。獲得高學歷成為一個平民子弟改變自身命運的最公平也最便捷的途經，成為“千軍萬馬過獨木橋”式的篩選。很多人也因此將當時的高考與古代“科舉”相提并論。

而到了今天，本科生已經不足為奇了，大學生更是被不少人視為“畢業即失業”的存在，于是人們的思想也發生了改變。一部分人開始信奉起了“讀書無用”，認為只要學到一門上好的手藝，就可以比大部分應屆畢業生的薪資都多。

但是，在“再窮不能窮教育”的思維根深蒂固的中國，大部分人都對這種理論還是嗤之以鼻。雖然大學生已經不再是過去那種“天之驕子”，但是很多公務員崗位依舊需要大學文憑。而在很多地區，哪怕公務員的收入只有兩三千，依舊可以獲得極高的地位。哪怕你是個月入百萬的老板，在一些地區思想較為保守的人的心中，地位可能還不如一個普通的科員。

絞盡腦汁甚至花費數百萬讓子女去海外“鍍金”就是為了“吃皇糧”。

既然本科生已經漸漸失去了競爭優勢，那么我們更上一層樓不就行了?不少崗位要求是全日制研究生，在即將畢業的時候，趁熱打鐵去考研，失敗了也無非一年，成功了可就是一輩子的事情。正是這種非常具有中國特色的想法讓每年考研的人數都在增長。而對于不那么熱衷于“吃皇糧”的家庭來說，考研也是一個重要的選擇。

學子希望獲得更多競爭優勢

如前所述，在計劃經濟時代，國人大多過著等待分配的日子。在筆者父母那代人年輕的時候，“失業”是在書本上的名詞，只要這個人不是有先天的殘障或者實在無可救藥的懶惰，總能得到一份工作，但工作是否令自己滿意，那就不是自己說了算的了。

隨著改革開放和后來的國企改制，人們驚訝地發現，原來社會的競爭竟如此激烈。與早已適應并且已經有了相對成熟應對措施的歐美不同，中國人接受這個的時間過于短暫，讓習慣了計劃經濟的人們有點接受不了。

1990年中國教育部門已經有規劃，配合社會經濟發展，高等教育逐漸從精英教育轉向大眾化。1996年《全國教育事業九五計劃和2010年發展規劃》就提出2010年高教發展目標：在校生增加到950萬，毛入學率達到11%左右。隨后的兩年，擴大高校招生規模的呼聲逐步升高，當時的教育部相關部門也就擴招問題進行過不同形式的研討，并開始加快招生計劃增長節奏。根據“高考擴招之父”湯敏的解釋，這么做的根本原因是1998年正是國企改革帶來大規模工人下崗的時候，當時估計全國有1500萬下崗工人。如果這些年輕人不進大學，他們就會直接跟下崗工人競爭，市場就業是有限的，在很多領域內下崗工人競爭不過年輕人。

大學生的數量增加了，但合適的崗位數量卻沒跟上，這在進一步強化競爭烈度的同時，也讓“畢業即失業”成了一些大學生的心頭病，尤其是一些冷門專業的學子。更糟糕的是隨著經濟的發展，很多當初報考的熱門專業如今已不再吃香了。當年報考的熱門專業在畢業時成了冷門，這讓很多當年高考得意的優秀學生哭笑不得。

因此，就業壓力的增加讓許多學生希望繼續留在自己熟悉而舒適的校園而不是出去闖蕩。考研對這些學生無疑是個不錯的出路，一旦成功便可以增加學歷上的競爭優勢。而大學玩了三年，最后一年拼一下又可以多混幾年，對于有著拖延癥以及對未來不自信的學生而言，這是一個極好的選擇。對那些錯過了當下熱門的學生而言，考研更是一個重新開始的機會，不抓住它簡直天理難容!

學歷制度在引進中國的時候是被寄予希望去改變傳統中國現狀的，經過百多年的歷史，在改變了中國的同時又被中國改變。“學歷”重新變成為了象征“終點”的證書和隨之帶來的優勢。這才是研究生考試一系列風波背后值得深思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