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易莉：做有用的學術，突破孤獨癥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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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開美國science雜志，你會發(fā)現(xiàn)，“引發(fā)孤獨癥的原因是什么”一直被列為125個重大(前沿)科學難題之一。孤獨癥——這個難解的詞語，對于北京大學心理與認知科學學院的易莉老師來說，是她每天都在研究和思考的領域，也是她一直以來所直面的現(xiàn)實。

在美國，每68個兒童中就有1個患有孤獨癥;在中國，孤獨癥發(fā)病率也早已高于1%。這個數(shù)字遠高于癌癥(1/1500)、糖尿病(1/500)的發(fā)病率。不斷攀升的孤獨癥發(fā)病率，使得這一精神疾病開始進入人們視野。而易莉已經(jīng)在孤獨癥領域努力了近十年。她懷抱著對科研的熱忱，在孤獨癥兒童的面孔加工、信任與欺騙行為，以及其他認知障礙等方向都取得不小成就。

“從科研中獲得快樂”

易莉從小學習成績優(yōu)異，然而在進入北京大學學習時還是給她不小的挑戰(zhàn)：“在北大四年收獲最大的，就是感受到周圍同學們都非常優(yōu)秀。這會導致一種心理落差。比你聰明的人比你還努力，在這種環(huán)境下，你不得不push自己變得很強。這是在同儕壓力下的‘被動進步’。這對于那個年齡段的孩子來說是很重要的。”周圍的學習環(huán)境所造成的良性競爭行為，給易莉帶來很大的影響。高中時晚上10點就睡覺的她，在大學四年常常學習到12點之后。她笑稱：“考上北大的人或多或少都有一點強迫癥，自己對自己的要求很高。”

除了良好的學習環(huán)境，北大給易莉留下深刻印象的，還有當年學識淵博的一群老師。在她的記憶中，王壘老師的課就像單口相聲一樣有趣;張智勇老師的講解細膩深入;還有錢銘怡、吳艷紅、蘇彥捷、甘怡群、耿海燕老師的課也都給她心理學生涯打下了堅實的專業(yè)基礎。而當年的本科論文導師周曉林老師帶領的實驗室充滿了一種卯足了勁兒做科研的氛圍。

2003年，易莉在北大求學

在老師的引導和自我的嚴格要求下，易莉努力提高自身的學識，又選擇奔赴大洋彼岸，在美國杜克大學繼續(xù)她的學習。在這里，她發(fā)現(xiàn)了自己的興趣所在。“我并不是一開始就決定做科研的，本科時其實挺迷茫的，也不知道科研究竟是什么。在美國讀研究生的第三年，我的導師說我適合做科研，他說我是那種能從科研中獲得快樂的人，這非常重要，比其他任何方面都重要。從那個時候開始我才下定決心要走科研的路。”村上春樹是易莉最喜歡的作家之一。她借用村上春樹對小說家“為什么寫小說”的論述，來表達自己對于科研的感受：“科研其實是一個付出和產(chǎn)出比不高的行業(yè)，如果你沒有從中獲得快樂，就很難堅持下去。如果不快樂，做研究的意義從一開始就不存在了。”

回歸與安定感

2009年，獲得博士學位的易莉回到祖國，成為中山大學心理學系教師中的一員。“在國內(nèi)有一種特別踏實的感覺。”這是易莉選擇回國的一大理由。在美國的六年，易莉體會到某種漂泊感。這不僅來自文化上的一些隔閡，也來自內(nèi)心的不安，國外再好也是別人的祖國。在踏上祖國土地的時候，內(nèi)心才感到無比踏實。

回國后，易莉與中山大學附屬第三醫(yī)院建立了合作關系，進行對孤獨癥兒童的各方面能力的研究。事實上，這是她在美國時就一直想做的研究，但由于條件限制，直到回國后才真正開始進行。

畢業(yè)多年以后，易莉回到北大參觀，發(fā)現(xiàn)母校已經(jīng)產(chǎn)生了日新月異的變化，自己還深深愛著這里濃厚的學術氛圍。2015年，她申請回到北京大學任職。再次步入燕園，她對這個園子有了更多新的感受。“從我畢業(yè)到現(xiàn)在，北大心理系的變化非常大。跟世界頂尖大學的心理學系差距越來越小了。”這里不僅有資深的學術泰斗，更培養(yǎng)和引進了一批世界水平的頂尖學者。這里有無可比擬的濃厚科研氛圍，跟各位老師的討論總是能產(chǎn)生很多的思想碰撞，對自己的科研有諸多啟發(fā)。2016年心理學系正式改名心理學院。在這樣的學術環(huán)境中，易莉不僅開設了本科生課程“孤獨癥兒童專題研究”、研究生課程“兒童心理病理學”，擔任2016級本科生班主任，還帶領著5個博士生、1個碩士生開展多方面針對孤獨癥兒童的研究。從2012年就跟隨她學習的學生李天碧說：“易老師平時和學生關系非常好，但是在學術研究上對我們要求很嚴，給人一種‘嚴師出高徒’的感受。對于我來說，她的鼓勵會比拿獎學金之類的事更能讓我對學術有熱情。”

易莉(前排左二)與學生們

回到母校，易莉還發(fā)現(xiàn)了學生時代所忽略的燕園美景。朗潤園、燕南園、未名湖……四季景色各不相同，美不勝收。談到校園景色，她笑著說：“我希望帶著孩子每年都在同一個地方拍個照，我覺得這非常好。”

“我想做有用的學術”

易莉目前主要進行兩個方面的課題：一是利用機器人教導孤獨癥兒童的研究;二是針對嬰兒的孤獨癥篩查。前者的意義在于，由于孤獨癥孩子排斥與人的交往，利用機器人可以實現(xiàn)真人難以實現(xiàn)的教導目的。而后者的意義在于，能夠更好地進行孤獨癥的診斷和治療。由于年齡小的孩子差異很小，孤獨癥基本在三歲以后才能診斷出來。這是當代孤獨癥研究和治療的一大難題。但同時，針對更小年齡的孩子的干預是更加有效的。如果能實現(xiàn)對嬰兒的孤獨癥篩查，將對孤獨癥治療產(chǎn)生重大影響。

談到她所做的研究時，易莉的神情變得格外認真。最初從事基礎科研的她，在與孤獨癥兒童的家長接觸中，開始思考很多現(xiàn)實問題。

近年來，我國孤獨癥發(fā)病率不斷上升，患者已超1000萬(數(shù)據(jù)來自《中國自閉癥教育康復行業(yè)發(fā)展狀況報告》)。在長期的跟蹤研究中，易莉對孤獨癥家庭的艱難處境有很深的感觸：“如果家里有一個孤獨癥孩子，整個家庭基本都崩潰了。父母至少有一方必須要辭職，陪著這個孩子不停地做訓練和干預。而且這種干預是終身的，因為孤獨癥現(xiàn)在還不能治愈。這對家庭是非常大的一個負擔。而且有很多家庭因為這些壓力離異了，母親單獨照顧孩子，又無法出去工作，生活特別困難。”

“很多自閉癥孩子的家長會問：‘那你這個研究對我有什么用呢?’其實這個問題真的很難回答。我不能告訴他：其實沒什么用，就是我們要發(fā)文章，需要你這個數(shù)據(jù)，這樣想真的太自私了。他們非常非常需要幫助。甚至是你寫一篇科普文章，告訴他們什么是真正科學的干預方法，什么是純忽悠人的，對他們都很有用。我希望我的研究能真正幫助到他們。”

現(xiàn)在，當自閉癥兒童的家長再問起“你的研究對我有什么用”時，易莉會認真地說明，她現(xiàn)在做的機器人以及其他研究可以怎樣幫助他們。“在孤獨癥界，人們會覺得，所有的東西最后都應該指向干預。我的領域注定了我會比較注重臨床的問題。如果你真的能做出什么改變世界的成果，比發(fā)什么文章都要重要。”說到改變世界，易莉沒有停頓和遲疑。

采訪結束后，易莉又與一位12歲孩子的父親進行訪談。這位家長由于無法確定孩子是否患孤獨癥而找到易莉，而她需要對孩子的所有情況進行了解和評估。窗外是陰沉的天色，易莉打開厚厚的訪談材料，與兩鬢微白的孩子父親隔桌而坐。她溫和而認真的神情成為最后定格于筆者心中的畫面。

人物簡介：易莉研究員于2003年畢業(yè)于北京大學心理學系，獲學士學位。2007年獲美國杜克大學心理與神經(jīng)科學系發(fā)展心理學碩士學位，2009獲該系博士學位。2009年6月加入中山大學心理學系，先后擔任講師及副教授。2015年2月起任北京大學心理學系研究員、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孤獨癥譜系障礙兒童的研究，目前研究方向集中于孤獨癥兒童的社會認知障礙、早期干預和治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