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學研究應關注重大現實問題（思潮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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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民族學獲得長足發展，產生了一批高質量的研究成果，但同時也存在一定的“西化”現象，主要表現為一部分學者不加批判地移用、仿效西方民族學理論，特別是將上世紀中后期興起的后現代主義民族學等同于“國際化學術”并奉為圭臬。

后現代主義民族學產生于民族學者對西方世界與非西方世界之間文化權力關系或文化政治問題的反思。這些學者對西方傳統民族學研究的“真實性”與“客觀性”提出質疑，認為民族學者無法對異文化進行所謂客觀的描述。他們試圖通過對西方學者(尤其是在殖民時期)關于非西方文化的民族學研究和民族志描述進行重新評論和再次分析，獲得對文化表述本質的深層認識。不可否認，這一學術思潮有積極的一面，即認識到西方傳統民族學帶有強烈的殖民主義色彩;但也存在明顯不足和缺陷，特別是其質疑一切、解構一切的特點，反映出西方民族學發展面臨困境。

對于我國一些學者將后現代主義民族學用于分析我國社會文化特別是少數民族社會文化的做法，至少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面進行反思和批判。

從研究者與研究對象的關系看，后現代主義民族學雖然對西方傳統民族學研究的認識論和方法論提出批評，但仍未走出將研究者和研究對象人為對立起來的困境。研究者和研究對象分屬不同國家，研究者始終把研究對象當作相對于西方文化的“他者”，與研究對象之間有陌生感和距離感。我國民族學的主要研究對象是境內少數民族，56個民族都身處同一個國家，各民族之間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關系。盲目套用后現代主義，無疑會人為地將研究者自身與研究對象割裂開，并產生距離感。這不符合我國各民族構成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實際，不利于建設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園。

從我國與西方國家的發展階段看，后現代主義民族學產生時，西方社會大都走過了300多年的現代化歷程，已經普遍實現現代化;到20世紀后期，西方社會似乎正在進入“后現代”社會。與之相比，我國仍處于現代化進程之中，這一進程正以不可阻擋之勢迅猛推進。與此同時，我國幅員遼闊、自然稟賦分布不均，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長期存在，部分東部地區已經步入工業化后期，而其他地區還處于工業化前期或中期。盲目追逐所謂的學術潮流，將后現代主義民族學理論和方法嫁接于我國，難免出現“淮南為橘、淮北為枳”的情況，其成果也必然成為“四不像”。

從理論發展看，后現代主義民族學的產生和興起，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此前的理論和范式難以完整解釋和說明社會現實。這一方面是由于傳統理論自身存在缺陷，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客觀現實的改變，特別是二戰后許多殖民地國家紛紛取得獨立、獲得發展，使西方傳統民族學理論大大落后于實踐，因而后現代主義民族學應運而生。然而，后現代主義民族學質疑一切、解構一切的特點，使其難以得出確切的、有價值的研究結論。而且，后現代主義民族學的生長土壤即所謂“后現代”社會，迄今還只是一些模糊的影子，到底是否存在仍不清楚。基礎不牢導致后現代主義民族學發展后繼乏力。可見，后現代主義民族學只能解構，卻不能建構。如果用這種所謂的“后現代主義”分析中國，結果只能是解構現代化、去現代化。

當前，我國正處于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關鍵歷史時期，“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明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時間表、路線圖清晰。在這一前無古人的偉大實踐中，如何推動民族地區實現跨越式發展、同全國一道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如何增強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進一步推動民族大團結和國家長治久安，如何做好城市民族工作、讓城市更好接納少數民族群眾、讓少數民族群眾更好融入城市等等，這些重大現實問題都迫切需要我國民族學作出回答。這也將給民族學理論創新和學術繁榮提供強大動力和廣闊空間。我國民族學者應把握這一歷史機遇，避免盲目追隨所謂的國際學術潮流，而是努力構建新時代中國特色民族學，進而引領國際學術潮流。

(作者為國際人類學與民族學聯合會副主席、中國社會科學院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