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價科研人員要提防簡單戴“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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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簡單快速地判斷一位科研人員的“段位”，一睹其“帽”便知：是頭頂“長江”，還是手握“黃河”;是身懷“楚天”，還是腳踏“泰山”……

這里的“帽子”即“頭銜”。

近年來，國家有關部門和各省市紛紛推出各自的人才計劃，各種“帽子”也紛至沓來。“帽子”為科研人員送去了一眾“福利”，在吸引、培養創新人才上立下了汗馬功勞。在很多高校和科研院所里，“帽子”是不少科研人員紛搶的“硬通貨”，但是，“帽子”過多帶來的負面效應也日益凸顯。

“帽子”成科研人員獲取資源“硬通貨”

據不完全統計，目前國家層面的人才計劃近20個：“杰出青年科學基金”(俗稱“杰青”)、“優秀青年科學基金”(簡稱“優青”)、“長江學者”(簡稱“長江”)、“青年長江學者”(俗稱“小長江”)、“新世紀優秀人才支持計劃”“萬人計劃”“創新人才推進計劃”等。

而省市級和各級各類學校的人才計劃也不少于100個。據不完全統計，“泰山學者”“中原學者”等省市級人才計劃至少有27個，“黃河學者”“昆侖學者”等校級人才計劃79個。

換而言之，這100多個全國各級各類的創新人才計劃，就對應著100多頂“帽子”。

“‘帽子’不僅僅體現對個人學術能力的認可，更重要的是對個人價值的認可。”江蘇省某211高校人力資源部門工作人員告訴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說白了，現在公認的‘長江’‘杰青’這些人才‘帽子’，可以說是人才市場上的‘硬通貨’，是衡量人才水平極有價值的參考。”

對年輕的科研人員來說，這些“帽子”幾乎成了他們開展科研工作的必需品。

北京理工大學信息與電子學部主任王涌天向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透露，“青年教師如果不抓緊弄個‘帽子’，留校都有可能受到影響。如果不是‘青千’就得弄個‘優青’‘青年長江’，弄一頂“帽子”，他的待遇就能提高很多，可能翻倍都不止。”

之所以如此，南通大學校長施衛東認為，目前大多數高校是根據“人才帽子”的分類，確定引進人才的年薪、科研啟動經費、配套政策等，比如長江學者、國家杰青，年薪已到80萬～120萬元，而普通教授的工資一年才15萬～20萬元左右;同時，目前歸口單位不同，人才頭銜不同，一些專家學者拿了這個頭銜還要再去拿另外一個頭銜。在人才項目和人才待遇的雙重驅動下，追逐人才“帽子”就不足為奇了。

“帽子”多了就成了“雙刃劍”

據了解，不少人才計劃，對申報者的年齡都有限制，如國家“青年千人”申報者年齡不超過40周歲;申報國家“優青”的，一般男性不超過38周歲，女性不超過40周歲;申報“長江學者”，理工科領域一般不超過45周歲……“可以說逼著青年科研人員打短平快，快速發表論文、弄項目，壓力很大。”王涌天說。

浙江大學流體動力與機電系統國家重點實驗室主任楊華勇，身為中國工程院院士、長江學者特聘教授，既申請過“帽子”，也見過、評過不少“帽子”。在他看來，“帽子”過多，對35歲到45歲黃金年齡段的科研人員影響很大。“‘帽子’多了肯定競爭力強一些，但他們就需要一直忙于寫材料、準備答辯，申請了‘杰青’，第二年又要報‘長江’，沒有完的時候。”

前不久，中國工程院院士、四川大學校長李言榮在接受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采訪時表示，目前高校人才引進名目繁多，人才稱號過多。“青年科技人才潛心做研究的黃金時間一般為30歲～45歲，年年去申請不同的人才計劃，其中不少是同等量級的人才計劃、人才稱號，要花很大精力，浪費很多時間。”他說。

這也是不少科技人士所詬病的，對科研人員個人而言，“帽子”滿天飛易誤導其工作的方向及其態度，帶偏“節奏”。而對教育和科技的長足發展來說，顯然也是不利的。

“拿到‘帽子’就容易拿到大項目，而且‘帽子’一拿就是成串的，您能得到更多的科研基金。”山東省某省屬高校講師韓申(化名)告訴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一般國家重點高校平臺的學者更容易拿到‘帽子’，他們得到的科研基金更多，甚至多得花不完，而省屬高校和地方高校則要難一些。”

此外，韓申認為，如果只把“帽子”作為單純的評價指標，會加劇高校之間的不正常人才流動。“因為短時間內是不可能制造出‘帽子’人才的，但學校的發展不等人，就只能去高價挖人，有的地方甚至將‘引才’工作當成指標任務去完成，尤其是跨區域的人才爭奪”。

提防簡單戴“帽子”

不可否認“帽子”在激勵、獎勵科研人員方面起到的作用。但如何統一管理、合理評價“帽子”?這成了不少科技界人士關注的熱點。

李言榮認為，目前人才引進名目繁多，尤其是同類或同量級的“帽子”較多，上級部門應當對此進行合并，或進行申請限制，“比如申請了這一計劃，就不能也不用再報另一個了”，這樣可以為科研人員營造一個潛心研究的清凈環境。

而對于簡單以“帽子”評價人才的方式，在韓申看來也應當轉變。他向記者透露，如今能否評上“帽子”，在學術水平差不多的情況下，獲取資源的情況差別很大。

韓申認識的一位國內頂尖學府的學者，因為在本單位沒申報到“長江學者”，便跳去另一名氣稍弱的高校，結果成為“長江學者”，“因為學校也需要‘帽子’來裝點門面，會用龐大的資源去幫助他”。

“有的老師科研水平差不多，但就因為歲數大一點就評不上一個‘帽子’，以至于科研待遇差距很大，但事實上，他們真的有那么大差距嗎?”東北大學校長趙繼也認為不要簡單以“帽子”來論人才，人才隊伍建設要著眼整體，給他們提供良好環境，不能畸形發展。

“帽子”問題的關鍵癥結，南京航空航天大學理學院院長施大寧認為，在于科技人才評價標準。“評選人才計劃的根本標準應該是創新能力和潛力，而不是簡單地看指標”。

在施大寧看來，正確的評價應該是根據科研活動的不同性質，采用相應的標準，分類評價。“但現在是不管你搞什么，往往就看論文數量、影響因子、專利等數字指標”。這導致很多科研人員片面追求論文數量，避開難以快速出成果的研究方向，不利于在前瞻性基礎研究中實現重大突破。

施大寧建議，要推動人才稱號“去利益化”，切斷人才稱號背后的利益鏈，將學科設置、重點學科評選、科研啟動經費、個人升遷以及學術成果評價等與人才稱號脫鉤，把人才稱號還原為反映科研貢獻和學術能力的一種科學榮譽。從源頭上引導科研人才不再搶“帽子”。

對于青年科技人才，李言榮也建議他們自身對于同等量級的人才計劃等不應耗費太多精力，不要追求戴那么多“帽子”，更應潛心做研究，可以去申報更高量級的人才計劃，以提升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