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夢人”進同一考場 “考研蟻”：我拿青春賭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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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現夢想的途徑有很多種，在中國，考試似乎成為了最為突出的一種。

1月5日，180萬“追夢人”懷揣各自夢想走進同一考場。這一次，又一個紀錄誕生了——2013年，考研人數再創新高。

為什么考研？為了改變命運！就是這樣一個純粹卻并不簡單的夢想，多少學子一而再，再而三地拼搏在考研的路上，期待成功。

他們是怎樣堅持的一群人？而當夢想照進現實時，象牙塔里的真實圖景能否兌現那些曾經的憧憬？理想與現實，究竟有多少失落、惆悵甚至詰問無處求解？

讓我們從走近“考研蟻”開始，走進當下研究生教育的現實生態。剝繭抽絲，探問“研究生教育怎么樣？”

兩天沒有硝煙的考研大戰過后，歷經三次約訪，李曉林終于肯坐下來和記者“好好聊聊”。

“不是不想說，是不知道該說什么好。”

穿過清華大學挺拔的教學樓，與一群群背著雙肩包有說有笑的清華學子擦肩而過，順著蜿蜒的小路，七拐八拐走進一片低低密密的斑駁紅磚房，你會發現藏在這所百年學府里的“另一個世界”——考研“蟻族”們的聚居地。

“‘考研蟻’，指不屬于這所學校或在該校標準學年已修滿的學生因考研原因，在該校周圍租房生活、學習，并與該校師生共用教學、生活資源”。這是考研論壇上，人們半戲謔半認真地給這些寄居在學校周圍，“一顆紅心向考研”的年輕人所下的定義。今天，但凡排得上號的高校周邊，都“藏”著“考研蟻族”的影子。放眼望去，同是“食堂—自習室—宿舍”三點一線的周而復始，甚至更為刻苦努力的學習狀態，似乎讓他們和學校的普通學生并無二致，可深究起來，“邊緣群體”的尷尬身份、艱苦的居住環境、單調乏味的生活作息卻又讓他們顯得有些格格不入——“蟻”字蔽之的，不僅是一種群居現象，更是一種難以說清道明、或迷茫或執拗的辛苦堅持。

一間沒有窗戶的五六平方米小屋里，23歲的李曉林撓撓頭，略帶局促地打開了話匣子。不大的空間擠進了兩張木質單人床和一張雜物桌，此外便再無落腳之處。床上的被子胡亂卷著，床下堆滿了各類考研參考資料，桌上還擺著前夜吃剩的方便面。“整個人好像在走出考場的一剎那懈掉了，連原來想好的狂歡飯都沒了精神。”

山東人，普通二本，向往北京，仰望清華。標簽化地介紹完自己，李曉林不好意思地咧了咧嘴，“我是‘二戰軍團’的。”在以年份為標記的考研大軍中，李曉林曾經是一名“12”族，可英語科目上的5分之差讓他和“清華夢”失之交臂。他一咬牙，把復習陣地直接搬進了清華校園里，加入了“13部隊”。“要是差得多就放棄了，可就差那么一點點。也許在本校或者家里會有更好的復習條件，但我覺得在離夢想近一點的地方學習反而更能激發潛力。”

支撐李曉林放手一搏的力量，來自于他改變生活的強烈渴望。

“同學中也有因為逃避就業壓力考研的，但大多失敗一次就放棄了。”在李曉林眼里，“考研”是個和未來生活、人生夢想息息相關的堅持，也是現有條件下，他可以憑借個人努力掌控的、為數不多的上升通道。“我不是什么‘富二代’，只能依仗自己。名校研究生的就業、發展前景總比普通本科要好得多，我覺得考研、考名校是證明自己價值最直接的道路，也是改變現在生活狀態的捷徑。”

就在幾天前的2013年研究生入學考試中，全國有180萬人浩蕩趕考。有媒體報道，山東聊城某高校一個班53個人里，有50人加入了考研大軍，“不考研”在某種意義上成為“不上進”的代名詞。據第三方調查機構麥可思日前公布的調查結果，3899名被調查者中，34%的考生稱考研理由是“就業前景好”，位居第一；其次是“想去更好的大學”，占29%，“想做學術研究”的比例僅占9%。

莫衷一是的答案背后，“改變”成為眾多“考研蟻”賦予“考研”的“應有之義”。而這場被冠以“夢想”名義的狂熱趕考也成為李曉林們心里繼高考之后又一次“掌控命運的機會”，吸引著他們前赴后繼地用青春賭一把未知的明天。

苦，是形容這個選擇首當其沖的詞。一旦選擇了“校漂”考研，也就意味著自動選擇了和一切娛樂“絕緣”的生活。

從撕下北京師范大學校內布告欄里“出租女生床位”的小紙條開始，江西姑娘陳曉曉就過上了嚴苛到近乎刻板的生活。“每天5點半起床背英語和政治，7點到自習室，晚上11點教室關門再回到宿舍。”陳曉曉說，相比于本校學生，“考研蟻”才是對學校自習室資源最“了如指掌”的人，“哪個教室在什么時間段有課、哪里上自習最舒服、哪里到食堂最近，我都最清楚。已經工作的大學同學給我起了個‘表姐’的外號，意思是每分每秒都得嚴格掐表計算。”

“本該掙錢自立的年紀，還要讓父母為我的夢想買單，總是有些于心不忍。”理想與現實的矛盾讓“考研蟻”們對家人深懷愧疚，也多了些“不成功便成仁”的悲壯。

為了心里能好受一些，“節流”之外，“兩戰不勝”的陳曉曉選擇了努力“開源”。“戰線不能拖得太長，兩年了，3月到8月我都會找份工作掙些生活費，抽空看看書。9月轉入全面復習后，再專心全職考研。”而陳曉曉“考研宿舍”的室友里，有從大一就開始準備考研，把大學過成“四年制高三”的，有因為辭掉工作考研和家里決裂的，也有瞞著家里半工半讀的。“考得次數越多，懷疑和期待的矛盾感就越強烈。放棄，意味著之前所有努力付諸東流；不放棄，又要面對新的未知。”

孤注一擲地冒險后，究竟能否換來他們期許的生活？他們不愿意說，更不愿意多想。

李曉林說，他現在還顧不了那么多，最大的心愿就是分數上線，讓父母的單買得“有意義一些”，也讓自己回家在親戚面前能“抬得起頭來”。

“我室友說這是‘窩’，有校園媒體采訪過，說是‘鴿子籠’，我覺得還是‘蜂巢’形象些，希望辛勤勞作能換來甜蜜生活。”采訪快結束時，李曉林難得地詩意了一把。

在他旁邊，凌亂房間的床頭上，“我不怕千萬人阻擋，只怕自己投降”的字幅一筆一畫，工整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