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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研究生培養被指良莠不齊導師同時帶40名學生

研招新聞來源：新民周刊 2013-07-12　

博士無用？

有人無奈感嘆：“博士無用。”但很多用人單位卻提出了另一種看法：造成學歷貶值的原因，并非是擴招后引起的博士數量增加，而是龐大的數量背后，暗藏的質量問題。

又到畢業季，在700萬求職大軍中，5萬左右擁有博士學位的畢業生淹沒其中。有數據統計，2008年，中國博士學位授予數超過美國，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博士學位授予國家。2010年，全國博士招生計劃為6.2萬人。

中國儼然已經成為博士“大國”，博士帽曾經的耀眼光環也隨著博士人數的增加而暗淡。

今年的5月27日，一場特別對話活動在華東師范大學舉行，對話的雙方一邊是中國第一代博士，他們如今功成名就，在各個領域擔當權威和領軍人物，而另一方則是年輕的博士生們，他們要面對的是就業壓力、科研重任。

不同時代的博士畢業生，面對不同的困難與困惑，博士們的境遇，折射了時代的改變。

致30年前的青春

11位“新中國第一代博士”聚會在大學校園里，個個神采飛揚。30年前的5月27日，經歷過了十年“文革”，中國的學術界開始在一片百廢待興中漸漸復蘇。繼教育部1977年恢復高考，1978年恢復研究生招生后，這一天，18位中國國內培養的“土博士”，在經歷了論文評審和答辯之后，終于師成出山。1983年的5月27日，18位博士在人民大會堂被集中授予博士學位，成為新中國的第一批博士。

當年被外界戲稱為十八勇士的青年學子，如今已均年過花甲，成為了國內知名高校的院士、校長及教學名師。

馬中騏，博士學位證書編號為10001，在當年18人中，他是第一個進行論文答辯的，歷史選擇他成為新中國第一名自己培養的博士。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畢業后，馬中騏留所工作至今，長期從事理論物理研究，學生早已桃李滿天下。

在華東師范大學的聚會上，馬中騏展示了一份珍貴的資料——30年前的博士答辯現場錄像。由于年代久遠，錄像畫面不是太清晰，但黑白的影像再現了當年真實的場景。畫面中，馬中騏用幻燈片演示論文內容，不時在黑板上進行演算，盡管設備簡陋，答辯過程卻是一絲不茍。

就像黑白影像的簡單一樣，30年前，攻讀博士學位是一個艱辛而又單純的過程。受“文革”影響，李尚志曾在四川大山里當鄉村教師，教書之余，他沒有放下數學，心中的信念是，“國家總有一天需要數學人才”。當命運給了李尚志重新回到大學的機會時，他毫不猶豫地抓住，成為第一代博士。面對30多年的命運變遷，如今任教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學的李尚志教授感慨：“因為有這種特殊的經歷，所以我們會特別珍惜搞科研的機會，這一點可能現在的學生沒辦法體會。”

太多還是太少？

1983年首批博士授予大會之后，時任復旦大學校長的蘇步青在座談會上說出了一句讓人意想不到的話：“這么多博士怎么辦？”許多人不明其意，全國才剛剛培養出18名博士，怎么就多了？后據一位當時在場的《人民日報》記者回憶：“他已經預感到將來我國授予的博士會非常多。”

據2010年的統計數據顯示，我國具有博士學位授予資格的單位已達到347個，在校博士研究生共計24.6萬人。與1983年首屆的18人相比，這個數字增長了1萬倍有余。據權威人士透露，目前，我國擁有博士授權資格的高校和博士人數均已經超過美國，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博士學位授予國家。

博士多了是壞事嗎？面對近些年逐漸加大的就業壓力，一些本科生開始為了逃避就業壓力而選擇讀研暫避風頭，這幾乎已經是眾所周知的現象。一些人一口氣讀到博士，畢業時卻發現，還是要面臨同樣的就業難題。

30年前首批18名博士的超豪華導師陣容標準，注定會成為一個難以復制的瞬間被載入史冊。5月27日的座談會上，一位當年的老博士提到高校擴招時感嘆：“我們第一批博士生，導師幾乎都是院士及各領域內的頂尖學者，而且每人只帶一兩名博士。不像現在這樣，有的人同時帶40多個學生，我都不知道怎么個帶法。”
“博士培養得多了，自然良莠不齊，這是很自然的現象。現在媒體關注博士群體，不應該單單看到博士隊伍中一些專業水準較弱的人群，還應該看到一些優秀的、好的代表。擴招增大了博士隊伍的基數，優秀人才的絕對數量自然也隨之增大。說現在培養博士的整體質量不如我們第一批，但這當中每年優秀人才的絕對數量肯定大于18個吧。”對于博士質量下降的說法，李尚志卻持不同的意見。

讀博動機

上世紀90年代從北京大學醫學院畢業的博士趙燁德，現為一名優秀的整形外科醫生。趙燁德毫不客氣地批評：“現在的醫學博士，普遍太水了。”不久前，趙燁德剛剛拒絕了一位即將畢業的博士到醫院實習。這位博士生的簡歷顯示，學生在碩士階段從事的是寄生蟲專業的研究，而考博時卻跨專業選擇了整形外科。“現在的年輕人，在專業上則太過功利，只考慮就業和待遇，卻很少有對學術負責的。寄生蟲領域剛剛涉足沒多久，屁股還沒坐穩，就有跳到外科領域要給人開刀。”趙燁德表示，他更傾向于接收碩士時就學整形外科專業，或者是有醫院臨床工作經驗后再選擇讀博深造的畢業生。

在后續的采訪中記者發現，大多數改換專業的考研者，都是根據就業情況、報考人數與錄取人數之間的比例、甚至是與導師的關系來選擇，很多導師在考慮錄取標準時，也會摻雜學術以外的考量。

一種觀點認為，博士畢業生質量的下降，與單一的評價標準有關系。在趙燁德看來，不同專業需要有不同的考核標準，對于一些偏向于理論研究的專業，可以以畢業論文作為學位考核的唯一標準，對于一些偏實用性的專業，則應該考慮對學生的實踐經驗設定硬性要求。“學位培養沒有細化的標準，導致一些學生在考研、考博時亂跨專業，結果學而不精。”
趙燁德給記者算了一筆賬，以整形外科的博士為例，3年一共6學期，第一學期上馬列毛鄧和英語等公共課，之后的兩年名義上用于做課題寫畢業論文和手術臨床，到了最后一學期開學，就要交論文，之后的兩三個月要在與導師的溝通中一邊對論文加以修改，一邊準備答辯。這樣的情況下，許多博士生在3年的讀博生涯里，充其量只在手術臨床實習6個月，甚至很多人根本沒有拿刀的經驗，只要論文通過，就畢業了。“這樣的博士畢了業，哪個醫院敢要？當然，其中很多人選擇留校任教，自己沒做過一次手術，卻又開始教別人拿手術刀。”
英國、日本等國推行“論文博士”機制，規定論文博士生只要在3至10年在讀期間與導師做交流論文，而畢業時也同樣要拿出相當于博士畢業生學術水平的論文，答辯合格后即可獲得和全日制課程博士生同樣的學位。2008年，國務院學位辦副主任郭新立曾表示，國內不存在所謂的論文碩士和論文博士，若發現這類情況，教育部將“決不手軟”。
文辰輝說，當初自己之所以選擇生物專業，就是因為聽了當時流行的一句話：“生物學是21世紀的科學。”文辰輝告訴記者，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生物專業很熱門，錄取分數線最高。“我們清華大學生物系那一屆招進了30人，幾乎全是各省的理科狀元。當時，我選擇生物的想法就是，我考了最高分，當然要上錄取分最高的專業，最好比花最貴的錢，一定要買標價最貴的東西一樣。”
正是這樣一個抽象而空洞的概念，決定了文辰輝接下來11年的學業方向。文辰輝的同學大多有著同樣的想法，“我們30名本科生，其中起碼有20人和我一樣，僅僅是因為一句口號，就選擇了這個專業。”
5年本科結束之后，文辰輝的同學們絕大多數選擇讀研、讀博，這其中也包括他自己。文辰輝說，雖然前5年幾乎完全不熱愛生物，但在之后赴美深造時，他還是選擇了這一專業，在哥倫比亞大學度過了6年的碩博生涯。
“到美國后，有一種強烈的感覺，美國課堂上導師啟發式的授課，和學生發散性的思考方式，讓我有如新生。”后來，博士研究生畢業后，文辰輝曾從事科研工作，但最后還是選擇接受MBA教育，成為一家投資公司的董事。
“我在打算讀MBA之前，征求過導師的意見，她雖對我的離去感到惋惜，但仍然支持我的選擇，并為我寫了推薦信。那時是1998年，美國經濟泡沫時期，投資市場很好，再加上我在美國的哥倫比亞大學，本來就是巴菲特的母校，所以學生選擇經商的很普遍。當然，學過的東西都不能算是白學，學習生物時養成的思維方式、思考邏輯，使我終生受益。”

另類博士

30年過去，首批18名博士后來盡管經歷各不相同，卻無一人“下海”，仍在從事科研和人才培養工作，堅守著老一輩學者的育人傳統。馬中騏在接受記者采訪時也曾表示：如果做不出什么成果，就對不起這個‘第一批’，我們每個人都有這種責任感。如今，社會環境不同，博士生們選擇怎樣的人生道路，卻有了不同的考量。

苗青，歷史學博士，現在是上海濱海古園的歷史研究員。

1999年本科畢業后，苗青有過長達8年的教師經歷。“我從小熱愛歷史，本科學歷史，畢業后又在一所中學教歷史。”工作的時間越久，苗青越覺得只在課堂上教授淺顯的歷史知識，無法滿足自己對歷史研究的渴求。抱著這樣的心態，2007年，苗青又一次走進大學，開始了自己碩博連讀的生涯。

“很快到了要找工作的時候，歷史這種專業，不教書其實很難找到對口的工作。”苗青回憶，當時他曾嘗試著將簡歷投給幾所高校，希望能教授大學歷史公共課，但都沒有回音。在一次學校的招聘會上，苗青看到了濱海古園的招聘信息。“濱海古園作為一個公墓招聘歷史研究員，可見這里是有文化追求的。”苗青告訴記者，能繼續從事歷史研究，是自己擇業的最重要考量，正是因為這樣，苗青最終向濱海古園投遞了簡歷。

擁有博士學位的苗青很快受到了招聘方的重視，濱海古園的領導還特意邀苗青來墓地參觀。“看到他們的名人陳列館時，我發現這里對很多長眠于此的名人，都只有簡單的介紹，多數是從網上找到直接拷貝下來的，有些地方還不準確，大概是因為之前沒有專業的人來做這個工作吧。那時我開始意識到，在這里，自己將有很大的發揮空間。”

事實證明，這里的發展空間比苗青最初設想的還要廣闊。苗青編撰了兩本詳盡介紹古園內名人的書籍之后，又在古園內新開辟的上海故事墓區，協助收集各種文化元素。“當時我提供了很多建設性的意見，在我的牽線搭橋下，一些名人的后人和高校的歷史研究院，也開始和濱海古園建立了合作，這是我來這里工作之前沒有想到的。”

“土”與“洋”

成為高校教師，是很多人攻讀博士的動機，也是博士畢業生的“傳統”出路。這些擁有博士學位的高校青年教師，如今常被稱為“青椒”。

選擇成為“青椒”，華東師范大學傳播學院講師劉弢的理由是：“我希望有穩定的工作、寬松的時間和良好的學術環境。”在這位頂著“80后作家”頭銜的青年教師看來，留在高校教書，既能有充足的時間繼續自己的文學創作，又能與眾多業內知名學者交流，可謂一舉兩得。

劉弢本科學習的專業實際上與媒體傳播并無關系，但憑著自己在文學方面的天賦，畢業后他很快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小說《難為情》，因為涉及出版行業，劉弢結識了一批媒體界的朋友，遂決定在媒體傳播領域讀研深造。2004年底，已經考取華東師范大學傳播學院廣播電視學系碩士的劉弢，又出版了自己的第二本小說《新青年卡卡》，并因此進入上海市作協。對于自己博士畢業后留校選擇，劉弢表示十分滿意，學校里環境相對單純，工作穩定又有寒暑假。盡管與進入企業的同學相比，大學教師的待遇是少了點，但在中國人的傳統觀念里，大學老師還是十分值得尊重的。

國人習慣把留學海外并最終拿到博士學位的人，稱作“洋博士”，這一稱呼與本土培養的所謂“土博士”相對。

現任華東師范大學軟件學院副教授的劉曉，在合肥工業大學完成了信息管理與信息系統專業的本科和碩士學習后，曾一度留學澳大利亞斯威本科技大學，并獲得了信息與通訊技術專業的博士學位，留學期間，也曾在斯威本科技大學擔任過助教。“在澳大利亞時，我參加過很多中國留洋博士的沙龍，關于是否考慮回國的問題，也被一再問及。我覺得80后一代人，選擇回國的最根本原因，就是大家都是獨生子女。很多人想著趁父母還年輕，抓緊時間出國看看，等到父母年紀大了，還是要回來發展。”

劉曉表示，目前國內鼓勵留洋博士回國，一些高校也開出較高待遇，加大在海外對中國留學生的招聘力度，這些都是洋博士回國的誘因。但說到底，國內待遇再高，和國外比還是有差距的，真正讓很多洋博士選擇回來的，還是一些家庭的現實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