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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辛萬苦跳出“農門”,擁有了研究生學歷,卻選擇回到農村當“孩子王”。胡建強的行動令人欽佩,但我們不得不承認,在全國幾千萬大學生中,胡建強是少數,是異類。我們都知道,大學畢業生到基層去、到農村去,是解決大學生就業問題、破解“城市病”難題和促進新農村建設的關鍵一環。一直以來,政府、教育部門和社會輿論都在大力號召并出臺了各種鼓勵政策,但是收效不大。且不說來自城市的大學生,就連生于斯、長于斯的農村大學生,都寧可在擁擠的城市里漂泊,被冠之以“蟻族”的稱號,也不愿回到故土和親人身邊。
正是一場秋雨一場涼的時候,這個地處中國西部的農家小院卻熱鬧非凡。20多個鄉村兒童歡呼雀躍涌出教室,不大的農家小院立刻蕩漾起歡聲笑語。
東邊低矮的廚房泥墻上,可以一眼辨認出毛澤東、魯迅、陶行知這些名人的黑色頭像,這些惟妙惟肖的肖像均出自這所農村幼兒園的創辦人之手。
之所以畫這些頭像,因為他覺得他們都是“為底層說話的人”。
這個生于1981年的農村“80后”,憑借自己的天賦、努力,兩年前從西北師大美術學院研究生順利畢業。之后,他來到北京,在著名的798藝術區為一家畫廊擔任策展助理,月薪3000元,像很多“ 北漂”一樣,懷揣夢想,期望在北京闖出一番天地。
但他很快發現,北京城太大,自己太渺小,“把藝術作為謀生手段,太吃力”。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滋潤他成長的鄉土成了他繼續追夢的源泉,“農村的事情吸引了我”。于是,他毅然回到家鄉,創辦了這個農村幼兒園,起名叫“百姓幼兒園”。
這個29歲的小伙子開始了自己的理想實驗。他嘗試從重建鄉村文化的思路出發,為鄉村兒童找回自信,找回文化的根。他搜集動植物標本,把農村婦女繡的鞋墊當做藝術品掛在孩子們的宿舍里;陽春三月,他帶孩子們上山寫生,了解家鄉的河流,讓鄉村的孩子們愛農村、愛家鄉,他甚至萌生了編寫一部鄉土教材的想法……
他叫胡建強,20多個鄉村兒童的老師,一個辦學舉步維艱的鄉村幼兒園的年輕園長。日前,本報記者探訪了這個位于甘肅省秦安縣葉堡村的西部農村幼兒園,傾聽這個農村大學生的心聲,他說:“作為一個底層出身的人,如果我還有理想的話,應該為更多的底層人說話”——
北漂
2008年7月,我只身一人去北京,行囊空空,但滿懷希望。途經798時,心情激動,這個在書里、網絡上傳說已久的當代藝術“殿堂”,竟然近在咫尺。這一年,于國人是盛典的時刻,狂歡的節日,但于如我這樣的“ 北漂族”卻有著難言之痛。
到北京后,我用了兩個月來閑逛、學習、適應和無所事事。首先是零距離地接觸了所謂的當代藝術。在這兩個月里,我跑了798、草場地藝術區的很多畫廊,看展、閑逛或找工作。這期間我也無休止地去應聘、面試,這才體會到北京城的繁華與喧鬧、多元與龐雜、高貴與貧賤、自由與森嚴等等。對于一個一半時間在鄉村度過,一半時間浪跡在城市,浮游在城鄉之間的人來說,獨具中國色彩的北京城讓我感到無望,北京城的生活屬于少數人,更多的人是在碰運氣,更遺憾的是喪失自我,把命運交給瞎打誤撞。
在北京的第一份工作是幫一家四口美國人做展覽,干了3天活兒,沒拿到一分錢的報酬。第一次在北京賺錢現在想起來絕望而美好,有一次和朋友給人畫簡筆畫,我們倆花了大半夜的時間完成了10幅畫,最后人家用了4張,掙到了40元。直到兩個月之后,一次偶然的機會,我進入到一位中國知名策展人的畫廊做助理。但由此也加速了我放棄京城,選擇自我的道路。
盡管個人的生活問題迎刃而解,但在隨后的很長一段時間里,我在想自己到底能做什么,想得到什么,一個知識分子應該站在什么立場上說話,說什么等等,在北京的一些瑣碎見聞也時刻刺痛著我。所以,離開北京,對我來說,算不上逃離。
作為一個底層出身的人,如果我還有理想的話,就應該為更多的底層人說話。我在為我是個所謂的研究生卻一無是處感到不安,同時也在慶幸有比我更糟糕、更無聊的名校大學生、海歸、研究生之類。我對自己能從底層翻身沒什么欲望,倒是希望更多的人能時刻清醒地認識自己。教育是我能做的,去需要我做教育的地方是理所當然的。于是我想到了家鄉——一個依然貧窮,依然美好的地方。第一步從孩子們開始。
2009年2月,春節前夕,我離開北京。北京冬天的風如刀割。
阻力
回到家,過年的時候,我向家人宣布了要辦幼兒園的想法。起初,家里人并不同意,父母親以及家人都希望我去找份穩定的工作,我和所有的人一樣當然想找份理想的工作,但我發現,我多次試圖找工作失利并不全是自己的原因,對像我這樣毫無社會資源和家庭背景的農村大學生而言,找到一個公平競爭的平臺并不容易。
由此,我認為:與其讓我在體制內混日子,還不如走自己的路。找工作擱淺后,我和朋友在秦安縣城準備合作辦幼兒園,同時也和家人的矛盾急速升級。在這期間,我做了針對農村教育包括幼兒教育的調查,后來家里住不成了,我搬到縣城和朋友住在一起。情緒低落,這畢竟是我出生和成長的地方,要做自己的事卻變得艱難而遙遠。
我和朋友因為在教育理念和出發點上的不同而被迫在2009年4月底暫時分開,當然他日后成為我幼兒園得以創辦最有力的見證人之一。我又漂在蘭州幫人做展覽,出畫冊,做雕塑,以解決自己的生存問題。
10月,我做好了回鄉辦幼兒園的準備回到家。父母親對我的質疑很明確也很現實:其一,辦幼兒園缺資金,我甚至連自己的個人生活問題都難以解決。其二,研究生在我們家族應該是地位的象征,讓我這樣一折騰,這個地位就變成了負擔。其三,我個人的生活、成家等問題都無法解決。
村里人議論更多:我這人沒什么本事,在外面浪跡多少年混不下去,回來在村子里辦幼兒園,哄小孩兒討個生活。
說真的,我沒法回答所有人的猜忌和懷疑,就像有些問題不能光靠嘴皮子說能解決一樣,我對鄙視我的人懶得理睬,只能解決所有我遇到的問題。第一步是做了村莊幼兒教育的調查。為了讓將來的幼兒園能有規模,我花好幾萬元,買下了鄰居家閑置了30年的空院落,當然籌款的過程充滿艱辛與曲折,在這期間也得到了父親少許的支持。隨后,和唯一支持我的二哥收拾現在幼兒園使用的院子和教室,置辦桌子、板凳、黑板等幼兒園教具。我不知道怎么說服家人,也沒必要說服村里其他人,我用實際行動真的辦起了幼兒園,在一個大家認為我不該出現的地方出現了,在一個大家認為我不能勝任的職業領域出現了。
我從來沒有覺得自己是個研究生就有什么了不起。不把研究生這個光環放下,我也干不了這個。或許,把身份先放下,狀態會好點。
在一次媒體的辯論會上,有人質問我:你回農村辦幼兒園是不是太理想主義?這個問題提得很傻,傻到我沒法回答。人人都有理想,有些人的理想就是洋樓、香車、美女,有些人的理想是權力、金錢,有些人的理想就是吃飽肚子罷了。而有些人的理想,不是去說,只是去做。
堅持
沒想到我初到村莊辦幼兒園就能招收6個小孩,后來增加到9個孩子。事實上,我已經很高興了,說明已經有村民試圖信任我,這讓我信心倍增。萬事開頭難。現實的壓力一度讓我差點撐不住了。但我堅信,“只要 堅持,必有所成。”
和這些孩子在一起的日子令我很開心,以至于讓我 堅持到今天,現在幼兒園已經初具規模,有20多個孩子了。
對于辦這個鄉村幼兒園的初衷,就像名字“百姓幼兒園”所揭示的那樣,我想在今天的中國鄉村從幼兒階段開始公平地普及“平民素質教育”,主要包括農村孩子的人格、生活習慣、語言習慣、創造思維、身體健康等方面,在這個過程中,開設有關農村文化、地理、科學、藝術等多方面的課程,穿插城市幼兒教育的優點,讓成長中的孩子能從自身開始重建一種新的鄉土文明,從精神層面改觀自身和農村的現狀。
當然,這只是我的理想。我面臨著很多困難,就像幾乎所有中國農村幼兒園遇到的困難一樣,在資金方面,只靠我個人,或者說幼兒園自身維持是不可能的,在農民——一個最底層的階層——中間試圖搞營利性的幼兒教育,聽上去就不靠譜兒,我沒傻到從北京跑回來在農村搞這樣的創業。
在我的心目中,所有到幼兒園的孩子,都是平等的。不管家長是村干部,還是打工的。“百姓幼兒園”也不應該是我一個人的幼兒園,農村教育應該有自己的特點,這個地方應該是鄉村教育的一個實驗基地。
“百姓幼兒園”延續了我撤出北京時想為更多底層人說話的想法,而且在進一步的完善。中國的城鄉差距更加惡化了農村的處境,在農村現有的條件下,鄉村幼兒園組建專業、穩定的教師團隊,是很困難的,這些現狀會影響到鄉村幼兒園的生存,再別談理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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