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學與傳播學的聯(lián)系和區(qū)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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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同學經(jīng)常問到：新聞學和傳播學有什么區(qū)別？這里找到一篇張駿德教授的文章，盡管本文發(fā)表日期較早，但大家還是不妨參考一下——

新聞學曾是傳播學的前身與源頭之一，而傳播學一旦形成獨立的學科以后，與新聞學形成相互交叉、相互滲透的關系。中國的情況又有些特殊，無產(chǎn)階級新聞學是在中國共產(chǎn)黨領導革命根據(jù)地新聞事業(yè)的過程中形成的。1956年以后西方傳播學陸續(xù)傳入中國，給中國新聞學帶來了沖擊；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傳播學對中國的新聞改革帶來了新的理念與改革動力。目前，中國的傳播學已成為21世紀的朝陽學科與基礎學科，與中國的新聞學互相交融，取長補短，共同繁榮。

一、新聞學與傳播學的聯(lián)系與區(qū)別

在研究本課題之前，有必要把傳播學與新聞學的概念弄清楚。

傳播學是一門以“人類傳播”或“社會傳播”為研究對象的學科。①而社會傳播包括了大眾傳播、組織傳播、人際傳播等類型。

新聞學是研究新聞信息和新聞事業(yè)的特點和規(guī)律、新聞與社會生活的關系和作用的科學。②它包括了理論新聞學、實用新聞學、歷史新聞學以及邊緣性新聞學等。

傳播學產(chǎn)生于美國，比較科學的說法應為在20世紀40年代形成獨立的學科；而美國的新聞學早在19世紀末就已完善。傳播學在20世紀中葉形成新的學科，正是適應了人類經(jīng)濟、政治、文化、科技發(fā)展的需要。以電子技術為標志的第三次信息革命，加快并擴大了信息傳播的速度與范圍。政治學、社會學、心理學、社會心理學、經(jīng)濟學、語言學、新聞學以及數(shù)學等學科的學者們，從各自學科出發(fā)，研究信息傳播的規(guī)律與傳播效果，而新興的信息論、控制論和系統(tǒng)論又為傳播研究提供了理論與方法。正是上述多種學科的交*與發(fā)展，導致了傳播學的建立。③可以說，上述這些學科都是傳播學產(chǎn)生的背景學科，新聞學是其中重要的背景學科。而傳播學的建立與發(fā)展，又反過來推動其它學科、包括新聞學的發(fā)展。例如在新聞學的教學與科研方面，增加了傳播學（特別是大眾傳播學）的課程與傳播效果、受眾調(diào)查等研究課題，并引進了傳播學的定量分析以及定量與定性相結合的研究方法。

傳播學與新聞學都是獨立的學科，它們研究的對象、重點和研究方法有所不同，提供的理論和知識也不同，相互不可替代，但不是相互排斥的，而是可以相互交融與滲透的。

在1996年5月上旬，《新聞大學》編輯部曾邀請復旦新聞學院部分師生與上海外國語大學新聞系教師，就“新聞學與傳播學的關系”進行了討論。李良榮教授認為：新聞學理論對傳播學理論的構成，起了重大作用，而一旦構成，傳播學與新聞學產(chǎn)生了巨大的區(qū)別：④

1. 二者的研究領域不同。新聞學只研究新聞媒介。報紙的四大塊——新聞、評論、廣告、副刊，它主要研究前二塊。廣告研究近幾年才起步，副刊只略微涉及；至于電視，只研究其新聞部分，60%以上的娛樂節(jié)目不屬于新聞學的研究范疇；廣播亦然。而大眾傳播學對6大媒介的全部內(nèi)容都研究，領域要開闊得多；

2. 二者的研究側重點不同。新聞學主要研究新聞媒介內(nèi)部的規(guī)律，而傳播學研究媒介與社會的互動關系，大眾傳播對社會的影響，即效果研究，這部分約占70%；

3. 二者的研究方法不同。新聞學以邏輯推理為主，以某個理論為依據(jù)，推導出很多理論，屬于直觀式研究。至于大眾傳播學，我們對批判學派介紹很多，因為我們的思路、方法與之十分相似，而且它揭露了資本主義國家的很多問題、陰暗面。但不能因而誤以為批判學派占有主導地位。西方大眾傳播學研究的主流是實證學派，無論是數(shù)量還是影響，都遠遠超過批判學派。

4. 二者的學科背景不同。大眾傳播學的理論范式很多，涉及的學科廣泛，如政治學、經(jīng)濟學、文化學等，流派繁多，觀點龐雜。可以說哲學有多少流派，大眾傳播學就有多少流派。相對而言，新聞學的學科背景比較單一。這是不利于它發(fā)展的一個因素。

在那次研討會上，與會學者形成了共識：新聞學與傳播學之間的關系，既不是互不相干，也不是相互替代，而是相互滲透，共同發(fā)展。

二、對引進西方傳播學的認識

事實上，中國的情況有其特殊性，中國無產(chǎn)階級新聞學是在中國共產(chǎn)黨領導革命根據(jù)地新聞事業(yè)的過程中形成的，其核心部分是黨報理論，有關黨性、真實性、思想指導性、戰(zhàn)斗性、群眾性等原則都是在延安整風時期（延安《解放日報》改版）后形成的，形成了全黨辦報、群眾辦報的好傳統(tǒng)。這為建設中國特色的無產(chǎn)階級黨報理論奠定了基礎，這些理論與原則至今仍是我們辦報（臺）的指導思想與原則方法。問題是要不要引進、能不能引進西方的傳播學，并與中國實際相結合，形成并發(fā)展有中國特色的傳播學？　
　
在這個問題上，矛盾斗爭實際上一直不斷：

早在20世紀50年代初，復旦大學新聞系編輯出版的《新聞學譯叢》就已開始翻譯、介紹傳播學原理與知識。可惜不久的反右斗爭，使這種翻譯、介紹中斷。

70年代初，復旦新聞系編輯出版的《外國新聞研究資料》又翻譯、介紹傳播學。隨后70年代末、80年代初，日本東京大學新聞研究所的內(nèi)川芳美教授與美國著名傳播學學者宣偉伯相繼到復旦新聞系作傳播學講座。傳播學開始在我國流傳。然而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有一種認為西方傳播學是“精神污染”、“不適合中國國情”的思潮泛濫，對傳播學的研究又進入低谷。以《新聞大學》雜志（季刊）發(fā)表傳播學論文的數(shù)據(jù)為例，從1981年創(chuàng)刊至1987年間，14期共發(fā)有關論文16篇；而1988至1992年間，20期只發(fā)有關論文4篇；1993年至2000年間，32期共發(fā)有關論文64篇。顯示了中間的低谷現(xiàn)象。

直到1997年，傳播學與新聞學一起被確認為國家一級學科以后，上述這種思潮才開始消退，但還繼續(xù)存在。

三、傳播學對中國的影響與作用

那么傳播學作為一門科學，在20世紀80年代引進中國以后，對中國的學科建設尤其是中國的新聞改革起了什么影響與作用呢？筆者認為有兩大方面的積極影響：

一是促進了中國新聞觀念的更新與改革，推動了市場經(jīng)濟條件下中國的新聞改革。

首先是信息觀念在中國的確立，承認新聞事業(yè)是大眾傳播媒介，新聞的基本功能是傳播信息，新聞報道只有在傳播信息的基礎上才能發(fā)揮宣傳政策、輿論監(jiān)督，溝通情況、傳授知識、文化娛樂等多種作用。因此，中國的新聞媒介都在廣大報道面、增加信息量、提高信息質(zhì)上狠下功夫，采取了各種措施，取得了豐碩成果。

其次是受眾觀念與傳播效果理念。新聞要努力滿足廣大人民群眾的多層次、多方面的需要。新聞只有為受眾接受，才能發(fā)揮其社會功能。受眾不需要的新聞，沒有存在的價值，實際上不是新聞。辦報辦臺，最要緊的是了解自己的受眾——讀者、聽眾、觀眾。新聞要努力加強與群眾的貼近性、可讀性、趣味性。這些先進理念推動了報紙改版與電臺電視臺欄目改革。

還有一些先進的傳播模式、包括信息反饋機制的引進，都對我國市場經(jīng)濟條件下的新聞改革產(chǎn)生了開拓性的推動力。

這些觀念、理念、模式、方法不僅沒有與我們傳統(tǒng)的辦報辦臺理論與原則發(fā)生沖突，而且相融、相補充，其中一些受眾調(diào)查與傳播效果研究的方法還成為我們改進新聞工作的有效手段。

二是促進了新聞學的學科建設。

傳播學中的社會控制理論和“把關人”學說、媒介研究、社會功能理論、傳播符號研究、傳播效果研究、受眾研究等，都拓寬了新聞學研究的思路與課題。傳播學反過來成為新聞學學科進一步發(fā)展的基礎。因此，在新聞院系中設立傳播學課程很有必要。有人擔心，目前的新聞教育中出現(xiàn)了“用傳播學統(tǒng)一新聞教育天下”的傾向，擔心“用傳播學代替新聞學”會導致新聞教學的失敗。這實際是一種杞人憂天現(xiàn)象。目前教育界確實存在某種一哄而起辦傳播學系（專業(yè)）的泡沫現(xiàn)象，但這與用“傳播學代替新聞學”是兩碼事。正規(guī)的新聞學教育仍堅持著它的傳統(tǒng)特色，而加進了傳播學教育的內(nèi)容，更有利于新聞人才的全面發(fā)展。

傳播學已成為21世紀的朝陽學科與基礎學科，它的研究對象廣泛，涵蓋新聞、信息、宣傳、廣告、公關、文化、娛樂等各種傳播現(xiàn)象，并與經(jīng)濟、政治、文化、宣傳、社會教育等各個領域交*；研究方法多樣，綜合采用了思辨、實證、定量、定性等各種有效方法；研究意義重大，適應了信息社會、知識經(jīng)濟、網(wǎng)絡時代、國家現(xiàn)代化的迫切需要。因此，普及傳播學理論與知識，已是全球信息化與21世紀我國經(jīng)濟和社會發(fā)展之必需。本文結尾不妨講一個故事，活躍一下大家的思路：

中國之大，無奇不有。據(jù)媒介報道：⑤某大學教授為推廣魔芋種植，幫農(nóng)民脫貧，數(shù)年如一日，苦行僧似地欲獨自走遍各省偏僻村寨，挨家挨戶宣傳魔芋。他智商不低，但情商不高。地方干部宴請他，他居然摸出15元放在宴席上，東道主若不收這錢，他就不吃……他常年離別妻女，離別大學講壇，帶走多年的工資積蓄，常年流浪在窮鄉(xiāng)僻壤。風霜雨雪磨礪著他那早已皮包骨頭的凄慘病容。不戴眼鏡，他像要飯的盲流；戴上眼鏡，他像混飯的騙子。任憑他出示蓋上公章的介紹信，很多村民還是拒絕接待他。何況教授不在大學好好教書，拄著打狗棒，到處探頭探腦，令人起疑。他退路遇匪劫，命在錢財失，只好沿途乞討。最后腿被蛇咬，教授差點死在破廟中。

這個教授似苦行僧，是書呆子，活得太苦太累，根本缺陷是不懂信息傳播的道理。如果他懂得大眾傳播的道理，先出書，或在報上、電視節(jié)目中亮相，講解他的魔芋脫貧效果，情況就大不一樣；如果他懂得組織傳播的道理，依靠當?shù)攸h政領導，有領導有組織地推廣科研成果，情況也較好；如果他懂得公共關系與人際傳播的道理與方法，橫向聯(lián)系各路投資者與志同道合者，組建一個魔芋開發(fā)公司，再來一個典范示范，面上開花結果，就像袁隆平種高產(chǎn)雜交水稻那樣，那這位教授可能早就成為知識經(jīng)濟的帶頭人了。可惜，他什么好辦法也沒采用，還是用小生產(chǎn)的那一套，當然只能以失敗而告終。

可見，傳播學成為基礎學科，決不是什么“抽象的理論研究”，而是應在中國“本土化”，進一步普及，從書齋與課堂上解放出來。在當代馬克思主義指導下，運用傳播學的道理解決中國信息傳播中的種種問題，從而進一步發(fā)展中國特色的傳播學。

注釋：
①引自張國良《現(xiàn)代大眾傳播學》， 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6頁。
②引自余家宏等《新聞學詞典》， 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83頁。
③引自張隆棟《大眾傳播學總論》，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2頁。
④引自《本刊編輯部召開學術研討會》一文，《新聞大學》1996年秋季號第4頁。
⑤引自童牧野《沉重與輕松》一文，2001年10月23日《國際金融報》第4版。